议会中政党组织的特点
    在两党制度下，两党是活动的主体。两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某个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努力的政治团体。通常，一个政党有共同的组织，共同的领袖，共同的纲领，并为实现其纲领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1688--1714年间的英国政党还不完全是这种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它们没有明确的纲领，很难采取长久而一致的行动，在组织上具有突出的分散性特点。
    政党组织的分散性表现在政党派别名称的复杂混乱上。在威廉三世时期，不仅流行“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称号，而且还有“宫廷党”和“乡村党”的叫法。在这两对称号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宫廷辉格党”和“宫廷托利党”、“乡村辉格党”和“乡村托利党”的叫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称号？这同“光荣革命”有直接关系。“光荣革命”之前，两党最初在议会中出现时，依附和支持王权的托利党人同时被称为“宫廷党”，而主张限制王权的辉格党人同时被称为“乡村党”。可见，“宫廷党”和“乡村党”分别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的等义语。“光荣革命”时，两党在邀请荷兰执政威廉为英国国王的问题上各自发生分化：赞成者成了“宫廷辉格党”和“宫廷托利党”，有时统称为“宫廷党”；反对者成了“乡村辉格党”和“乡村托利党”，有时统称为“乡村党”所不同的是，“辉格党”中的“宫廷党”要比托利党中的“宫廷党”多些，而托利党中的“乡村党”则比辉格党中的“乡村党”多些。分化的结果，使这时的政党明显区别于它们的先驱者。人们这时所说的两党不再是原来的含义了，而是比较笼统含糊。为此，一些史学家指出：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议会不是简单如旧地分为两个政党，而是分为较多的派别。
    政党组织的分散性还表现在当时的政党不过是议会中一些松散的、通过家族、亲戚、邻居、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宗派团体。沃克特教授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根据结合方式和程度，把1701-1702年那届议会（即威廉三世时期的最后一届议会）的全体议员划归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为政府利益的代表者，总共三十八人，由陆海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他们都是借助国王和政府的力量进入议会，并且作为一个集团而行动，绝对维护政府利益。第二类包括七个通过亲朋故旧关系组成并以一个或若干大贵族为核心的小集团。其中可以比较明确地划为辉格党的小集团的有两个，共八十人；托利党小集团两个，共七十八人。其余三个小集团中，有一个混合小集团由十二名宫廷派辉格党人、三名宫廷派托利党人和七名不属于两党的宫廷派议员组成。另外两个小集团由非党派议员联合组成，共三十二人，当他们支持或参加政府时被称为“宫廷派”，反对或离开政府时被称为“地方派”。第二类共有议员二百一十二人，加上第一类三十八人，总共二百五十人，不到下院议员总数的一半。第三类议员人数最多，他们是一些未参加任何党派集团的自由派乡绅，其中约有一百名支持代表政府利益的小集团，三十名支持辉格党小集团，六十名支持托利党小集团。此外还有几十名高教会派议员⑩。
    下院这种党派混杂、种类繁多的分散性特点，极大地增强了国王和政府对议会的控制能力。通过对非党派议员的收买和影响，依靠一些小团体的支持，国王和政府可以轻易地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组织起人数众多的“宫廷派”以对抗“地方派”。
    弄清第二类（也是下院政党的中坚）七个小集团的组织，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这七个小集团都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宗派团体。拿纽卡斯尔--配兰--唐森--沃尔波尔这个辉格党小集团来说，总共不过十六人。纽卡斯尔公爵、配兰子爵、唐森子爵和沃尔波尔是当然的领袖。就四人关系而言，纽卡斯尔、唐森和配兰是交叉至亲关系；唐森和沃尔波尔是至亲；沃尔波尔和纽卡斯尔、配兰虽不是至亲关系，也因他的“至亲”唐森从中“搭桥”，而与他们结为远亲。
    这个小集团是由三个小团体联合组成的。其中纽卡斯尔小团体五人：两个是纽卡斯尔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学生，一个是他的法律代理人，一个是他在本郡中指定的议员候选人。通过他们，纽卡斯尔把持了诺丁汉郡和约克郡中五名议员的选举。配兰小团体也是五人。除他本人外，一个是他的弟弟，一个是他的邻居，一个是他在本郡中指定的议员候选人，一个是他在本郡选邑中的选举合作者。唐森和沃尔波尔小团体六人：除沃尔波尔外，一个是唐森的弟弟，一个是沃尔波尔的朋友，一个是唐森的朋友，其余两个都是沃尔波尔的亲戚（11）。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第二类其他六个小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威廉三世和安娜女王时期的政党具有这些特点，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英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作为居民主体的农民：“安分守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没有过多的忧虑，也没有活动，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教育，没有思想活动；他们还处在有史以前的阶段。城市的情况几乎也是这样。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利物浦、赫尔、布利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子，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是无足轻重的。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大部分是在农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区；金属制品和陶制品的生产还处在手工业的发展阶段”（12）。这种经济发展情况决定当时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土地所有者及其代理人。对这些人来说，私人关系和地域乡土观念往往高于政治原则。加上当时交通、通讯和宣传条件都很差，议会外党人之间很难进行广泛、经常的接触和联系，所以当时政党处在议会小集团的发展水平就不奇怪了。
    其次，当时议会选举制度也为贵族乡绅组织和控制党派团体提供了便利条件。十八世纪初，英国居民增加到五百多万，其中选民不过二十几万，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在二百○四个选邑中，仅有三个选邑的选民在四千人之上，更多的选邑只有数百甚至数十人。其中不足一百名选民的“袖珍选邑”就有八十个。选民如此之少，议员候选人想获得必要的多数就比较容易。有些地方根本不进行选举，仅由本地贵族绅士任命，或把席位留给某个有影响的贵族绅士。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贵族绅士就可以通过家族或其他社会关系，控制当地一些选区和选邑的选举，使这些地方的议员候选人在入议会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家族式小团体；进入议会后，又同其他小团体联合，结成了党派小集团。
    不仅小选邑，许多较大的选区和选邑也容易被少数上层分子所控制。因为在不少选民中，政党界限和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某甲自称辉格党人，其亲属、朋友和邻居也随着称为辉格党人。某乙是公认的托利党人，可能他与别的托利党人并无任何交往，只是因为他在某时某地，曾赞同过其他托利党人。还有，一个选民这次大选中投票赞成托利党人，下次大选又会赞成辉格党人。基于这种情况，个别上层分子就可以利用各种手段（贿买、串连和威吓等等），谋取议会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