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新政的实施不仅使法国君主专制得到了全面巩固和加强,并且进一步促使法国封建社会很快达到鼎盛时期。法国君主专制是以资本主义萌芽为前提,主要依赖城市市民新兴资产阶级的雄厚物质基础得以和封建旧贵族势力相抗衡,从而凌驾两者之上而巩固的。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①。 由此,探索黎塞留新政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不但有助于我们弄清黎塞留新政的生命力渊源所在,而且对于科学地评价黎塞留这个复杂历史人物来说,无疑也是会有所裨益的。 阿尔曼·让·杜·普勒斯·德·黎塞留(1585-1642年)法国红衣主教、著名的政治、军事、国务活动家,1585年生于巴黎一个小贵族家庭。年轻时曾对神学、军事有过专门系统的学习。1616年,由法国吕宋主教擢升为国务大臣。1624-1642年任法国首相。执政期间,他针对法国现实,认真总结了前几任经验教训,对阻碍王权集中的力量展开了积极的斗争:坚决取消了胡格诺派的政治特权,严励惩治叛乱贵族,着意吏制改革,大力提拔“穿袍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各省设置监察官,控制地方行政、司法、财政,集权中央;奖励工商业,注重增殖财富,鼓励航海和殖民掠夺。对外为制服政敌德国哈布斯堡王朝,支持、参加三十年战争,为加强王权,提高法国的国标地位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他说:“我的第一个目的使国王崇高,第二个目的是王国荣耀”②。事实正如黎塞留说的那样,结果使法国王权得到了全面的加强,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十七世纪初、法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显著特点是:“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迅速,政治上专制制度日益完全巩固”③。黎塞留新政正是适应这一特点。由于它根植于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之中,因此显示出了持久的连续性。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变化,则更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个问题。 十四--十五世纪的法国,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农业上自由佃农的普遍出现,货币地租成为主要封建剥削形态。十五世纪末叶,法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到了十六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呢绒、纺织、皮革、印刷、玻璃、陶瓷等行业中已经出现了手工工场。巴黎、卢昂、南特、马赛、里昂和都尔等城市都是以生产某一产品或多种产品而著名全国。象里昂既是丝织业。又是印刷业的中心。单是丝织工人就多达1200人之多。都尔也有织机8000架。新航路发现后,除原地中海沿岸如马赛等港口对外贸易继续活跃外,如今大西洋沿岸波尔多、南特、卢昂、第厄普等都先后成为新的外贸基地④。另外法国的葡萄酒、海盐都是久付盛名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迅速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大量新因素。尽管这时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仍据牢固的优势地位,社会矛盾仍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然而此时社会已明显分为三种势力,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明显表现于政治上的是:城市市民、新兴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做为第三等级日益活跃起来。他们在议会里成了可以和旧贵族相抗衡的一种有生力量。市民代表认为:主教、僧侣为老大,贵族为老二,他们为老三,同是上帝的儿子,应该平起平坐,力求在政治上平等。1614年的三级会议,由于市民代表的反对,致使旧贵族力图通过议会削弱王权的阴谋遭到破产。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贵族的专横、劫掠以及分裂割据倾向,极力支持国王的统一事业。而后者为了镇压贵族叛乱,亦需资产阶级从物质和金钱上给予必要的帮助。两者的联盟可追朔到11世纪。这主要是、西欧的城市是和封建主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们通过武力或金钱赎买挣脱封建主的束缚而达到自治。国王为了拉拢城市反对封建割据势力、也往往颁布一些“特许证”,用一些经商特权或少量金钱的“优惠”条件使城市获得自由。尽管国王与新兴资产阶级在维护和反对封建剥削方面是意愿相悖的,但由于双方力量都不足以单独制服封建贵族的专横霸道,而必须结盟御敌。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特点是以国王为首的封建主将其领地层层分封,但是,封建主对其附庸的附庸没有直接管辖权力即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因此在封建社会初期的法国地权分散,王权衰落,形成严重的割据局面。“王权和附庸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凶野的叫喊声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淹没了一切……”⑤。只是随着城市的产生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王权在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找到了强有力的同盟者--城市,才使局势有所改观。城市为了发动展工商业,需要原料、劳力、市场、安定的生产环境以及人身自由、财产等方面的法律保证。而割据一方的封建主不但把人们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享有对下属的超经济强制权力。而且他们还任意设卡收税,故意设置水障抢劫商人钱财,公开拦路抢劫等等。两者针锋相对。而“王权在普遍的混乱中代表着秩序”⑦。因此,城市倾向王权,并以它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国王与割据势力作斗争。国王为赢得城市的支助,则常常实行一些有利于城市的政策以保护城市的发展。君主专制时期“市民阶级……是同贵族抗衡的势力”,1614年的三级会议结果足可证明这一点。法国原始资本积累的明显特点是“资产阶级贵族化”,即资产阶级通过赎卖公债、借款给政府、做包税商、纳税官、并购卖破产贵族的地产、爵位、接受国王的“封赐”等等方式,用金钱支持国王,又从国王那里获取一些特权,借以致富升官成为“穿袍贵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更可证明,君主专制的加强是以鼓励资产阶级上升到足以和贵族势力相抗衡为转机的。 总之,城市市民新兴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加强王权而反对封建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国内外市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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