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日益强大，贵族越发不安。在1626年，国王兄弟加斯东阴谋叛乱，但不慎失密。受牵连的贵族有将军多南诺，被俘死于狱中。旺杜姆公爵和年轻的沙雷公爵被俘入狱。谢弗如公爵夫人被流放于洛林。为了防止叛乱事件的发生，同年12月国家布告：法国公民一律不准与外国使节往来，教皇使节亦不例外。只要拿起武器反抗，就要剥夺一切职务。严禁诽谤文字，没有朝廷谕旨，任何人不得召集军队，筹备军火或向人民征税。后来这些均被列为法令，严格执行。
    1630年，玛丽太后因反黎塞留被留放到康边。次年，太后逃往尼德兰，其子加斯东率军从洛林回国，号召推翻黎塞留新政。蒙朗西公爵起来响应，1632年战败后被土鲁士法庭判处死刑。受牵连的贵族和有关地方省长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惩治，各地割据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1642年事件，是黎塞留时代最后一次贵族叛乱，首要分子是辛·马尔斯侯爵，他和加斯东、布荣等人合谋推翻黎塞留，并暗中勾结西班牙。阴谋败露后，黎塞留毫不留情地判处辛·马尔斯死刑，布荣被俘入狱。加斯东被削职为民。
    为加强王权，黎塞留除了用铁的手腕对付叛乱贵族外，还着意吏制、财政改革。中央设立各部大臣，在首相直接领导下掌握实权，决断日常行政大事，使贵族权力机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并在全国各省设置监察官制度，各省监察官直接对中央负责，全省的司法、行政、财政大权均在它的监督之下。这个官职不得卖买、转让或世袭，随时由中央任免，并通过它使全国一统，集权中央。为防止国家资金中转滞留和地方官吏离心中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巩固了王权的集中。
    在选拔官吏上，黎塞留首先以拥护新政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原则。他除用赎卖手段给封建显贵以补贴俸禄，安抚教俗贵族服务王权以弥补收益外，首先对“穿袍贵族”优先考虑。在他执政期间“穿袍贵族”的官吏日益明显增多（12），他认为这些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上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势力。他们本身无有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又经常受封建特权阶层的歧视、压迫。故既少政治野心，又衷心反对分裂，容易接受新政。而且腰缠大量金钱，可以及时给予政府以经济接济，便于国库资金的周转。
    为增加国库资金，奠定王权巩固的基础黎塞留在经济方面，着重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他奖励工商业、以发放补助金、授于特权，豁免租税等办法促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13）。他用出卖贵族头衔的办法，既保护了资产阶级，同时又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为了筹集两亿里弗尔的巨款应付紧张开支，他竟出售了四千万里佛尔的年收入。从1624年到1640年，国债从二千四佰里弗尔猛增到四千七百万里弗尔（14）。
    黎塞留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保护法国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以避免同外国发达国家竞争。他禁止法国商人用外国的商船运载货物，宣布只有法国的臣民才能沿着法国海岸做近海航行（15）。他深知要使国家强盛，工商外贸进一步发展，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是不行的。1626年，为了改变“法国商人在航行时不得不挂荷兰旗帜”的软弱形象（16），他宣布自任海军上将，亲自主持造船和发展航运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重要事业。
    黎塞留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创立各种对外通商的贸易公司，向北美洲和中东等地寻找原料和市场，在掠夺弱小民族的基础上，推动了法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另外，黎塞留在1635年到1639年颁布特别法令，把教会财产变为有条件占有制，使教会财产收入超出国家规定的多余部分，一律上缴归国家所有，由政府支配。同时在他执政期间，急剧加重了租税压榨，把人丁税提高了三倍，促使纳税人贫困破产，在“血腥法律”驱使下，这些破产农民不得不为工场场主廉价出卖劳动力。
    总之，黎塞留平叛贵族，加强吏制，财政改革，提拔新兴资产阶级以及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使法国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但使王权巩固，国家强盛，同时为黎塞留的对外政策推行提供了物质前提。
    当时法国在国际上处于哈布斯堡德国的四面包围之中，黎塞留身为天主教红衣主教，但他从国家利益出发，联合新教诸国，孤立德国。黎塞留不能容忍法国身边有个强大的德国，他认为四分五裂的德国是对法国有利的。提高法国国际地位，推翻哈布斯堡欧洲霸权，最终还是由黎塞留通过“三十年战争而完成的。”
    “三十年战争”是德皇纠合天主教诸侯在西班牙和教皇的支持下旨在统一德国本土巩固天主教阵营的封建战争。但战争引起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的不安。
    初期黎塞留忙于平叛内乱，不能拔足国内事物。但黎塞留决不允许哈布斯堡势力强大。他先是在外交上积极努力，促成丹麦、荷兰和英国组成三国联盟。并资助丹麦出兵德国，把德国内战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
    1629年丹麦战败，退出战争。黎塞留又竭力促使瑞典参战。他派使者劝说正在激战的瑞典、波兰两国打成停战协议，为瑞典出兵德国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