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际移民研究中关于“移民理论”的构建一直属于经济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范畴，他们通过构建“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来解释国际移民的原因、规模与过程。[1]但在新的国际移民形势下，移民与否的实质决定者实际上是制定移民政策的政府——特别是接收国的政府，而上述关于移民的理论在面对接收国移民政策和政府干预的时候往往缺乏说服力。许多学者认为，对于国际移民问题，应该“到政治领域去寻找，说得准确些，要到政府的重要角色中去寻找”。[2]
    西方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不同的探索与争论。布鲁贝克(Brubaker)、霍利菲尔德(Hollifield)和布罗克曼(Brochmann)从国家认同(Identity)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处理移民问题的历史经验对移民政策有着重要影响。[3]弗里曼(Freeman)以移民接收国国内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利益竞争来解释接收国移民政策，并提出了“利益导向”的移民政治理论。[4]而霍利菲尔德、朱普克(Joppke)和萨森(Sassen)等学者则以权利，特别是基本的人权以及自由主义传统之下的权利规范来解释移民政策，他们指出当接收国移民政策背离了自由主义传统时，法院往往借助判决挑战政府紧缩的移民政策，而确保移民的基本权利。[5]近年来，“制度主义”成为移民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研究移民政治的学者，如弗里曼和布雷尔(Birrell)、巴布科()、吉拉东(Guiraudon)和朱普克等纷纷强调国家和政治机构的自主性在移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希望从国家制度层面去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移民政策的趋向。[6]西方学者关于移民政治理论的构建主要是基于比较移民政策的研究，因此，更准确地说，他们所谓的“移民政治理论”其实是移民接收国的“移民政策理论”。而随着移民热的到来和海外华人数量的增加，国内对主要接收国的移民政策也愈加关注。但在西方学者从不同政治角度分析移民政策时，国内学者对此的主要工作是介绍国外研究动态及相关理论，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从事移民研究的学者都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具体的移民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或者运用移民政治理论对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进行比较研究。[7]
    20世纪后期，随着新一轮国际移民潮的到来，世界主要移民接收国内部出现了反移民现象，各国纷纷采取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作为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改变了二战之后宽松的移民政策，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和管理。虽然各国移民政策日趋紧缩，但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之间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政策鸿沟(policy gap)。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上述国家只有澳大利亚实现了移民控制，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则沿着自由主义的路线继续前行。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移民政策实际效果又大不相同，本文即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例，在收集和分析两国移民资料、民调机构及公共舆论对本国移民政策和移民现状的反应基础上，运用“利益导向”、“权利规范”和“制度主义”的移民政治理论对两国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一、20世纪后期美国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比较
    美国与澳大利亚国家的发展都与移民问题密切相关。虽然两国早期的移民历史不尽相同，但其发展道路却极其相似，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两国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从种族歧视到种族平等的转变，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在1965年和1972年的移民法中废除了对亚裔和有色人种的歧视，移民政策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此后，两国都采取了宽松的移民和安置政策。然而，在国际移民浪潮的压力下，两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对现行的移民政策进行改革，试图加强对移民的控制和管理。
    (一)20世纪后期美国的移民政策
    1965年的《移民法》奠定了当前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该法案不仅结束了移民的种族来源限额制度，而且让家庭移民成为美国移民的主力。此后，移民数量每年都在持续增加，主要移民来源国也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和拉美国家。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移民的入境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是3，321，677人，70年代增加到了4，493，314人，80年代移民人数达到7，338，062人，比60年代的两倍还多。[8]此外，由于非白人移民人数的激增，美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白种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83.1％降至1990年的80.3％，而同一时期有色族群的比重却在不断增加，特别是拉美裔和亚裔人口的增长速度惊人，1990年，拉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6.4％增加到9％，亚裔人口则从1.5％增加到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