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澳移民政治中的“利益导向”
    “利益导向”的移民政治理论就是以移民接收国国内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利益竞争来解释移民政策。虽然移民的支持者宣称移民可以促进接收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移民对接收国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有一部分人从移民中获益，而另一些人则要承担移民所花费的成本。根据政治经济学理论，当移民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时会产生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在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导致政治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国家在移民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承担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移民政策也要满足各方对移民利益的政治诉求。
    弗里曼在威尔逊(Wilson)公共政策社会中心论的基础上，根据移民的收益和成本分布情况，总结出四种移民政治类型：利益集团政治、客户政治、企业家政治和多数民主政治。[30]移民的成本承担者希望减少移民的数量，实行限制性移民政策；而移民的受益者则倾向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如果移民的收益与成本都是集中的，双方都有代表其利益的集团，他们之间将出现尖锐的利益冲突，当其中一方对执政党施加的压力占据优势时，移民政策就会发生重大的转变，向强势的一方倾斜。如果移民的收益集中，而成本相对分散，移民政治就会出现“客户政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移民的成本承担者人数众多，但他们并不太关注移民问题，同时由于缺乏组织性，无法对执政党施加影响，此时移民决策过程会受到移民利益集团的左右，最终移民数量将出现增加的趋势。与之相反，如果移民的成本集中，收益相对分散，那么一旦民众对移民现状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寻求改变现行移民政策的政治领袖或政党站出来，响应民众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而在“多数民主”的移民政治类型中，移民的收益和成本都是分散的，在政治上的冲突相对来说也较弱，双方一般通过达成共识来决定移民政策的走向。
    在当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其移民政治模式是典型的“客户政治”。移民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在移民问题上持相反的态度，前者主要包括企业雇主、族裔群体以及人道主义组织；后者则以环境保护主义者、广大民众和工会为代表。[31]实践表明，那些从移民中直接获益的人比那些承担移民成本的人更易组织起来，移民经常表现出利益的集中和成本的分散。更具组织性的移民受益集团对制定移民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立法机构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比无组织的成本承担者更直接、更强大。在自由民主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特别是选举利益，不得不顺从支持移民的获益集团而忽视要求限制移民的广大民众的意愿。同时，在该移民政治模式下，自由民主国家的主要政党虽然会在一些边缘问题上出现分歧，但都尽量避免将在移民问题上的冲突公开化，并就支持宽松的移民政策达成广泛的共识。[32]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移民环境和移民政策方面的相似性让许多学者将它们归为“拥有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和悠久的移民文化”的国家之列。[33]两国在移民政治上的共同点也让它们被看作是移民“客户政治”的典范，有组织的移民利益集团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倾向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移民问题的公开化和反移民运动的发展，移民的“客户政治”模式受到了挑战，其党派共识的基础被打破，移民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具政治性，政治家面临巨大的选举压力。这在澳大利亚尤为明显。
    墨尔本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niey)率先发起了关于移民对澳大利亚社会和特性挑战的公开辩论。1984年3月，布莱尼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认为在每年接受的移民中有40％来自亚洲国家，其比例过高，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是以牺牲多数澳大利亚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了抵制那些不被接受的亚洲人的“入侵”或“占领”，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反对多元文化主义，重申建国之父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34]虽然布莱尼的演说、文章和著作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争论，但他得到了澳大利亚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随后，自由党领袖霍华德在1988年1月发起了关于“单一的澳大利亚”的公开讨论。他和反对党内阁移民部长卡德曼(Cadman)一起，在议会中对工党政府扩大家庭团聚移民的移民计划进行强烈的抨击，要求增加技术移民的数量，并威胁说如果情况无法改善，他将取消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合作。1988年6月的菲兹杰拉德报告，进一步证明当前的移民政策是不合理的。报告指出，“在主要城市中，通货膨胀、失业和人口压力困扰着社会，我们的许多调查对象似乎对澳大利亚社会上面孔的改变感到困惑，而且我们发现他们并不理解这种转变。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感到被移民包围了。”[35]霍克对这一报告并不感兴趣，但自由党却赞同这一报告中的观点。在1988年8月，霍华德就已经表示取消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共识，他不仅打破了70年代以来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一致性，而且使移民问题进一步公开化。同时，工党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分歧。1988年，财政部长已经证实了菲兹杰拉德报告中所指控的移民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信贷问题，要求考虑移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就业部长道金斯(Dawkins)在1991年的工党大会上要求削减50％的移民接收名额；前任财政部长沃尔什(Walsh)也抨击霍克政府的移民政策，他认为移民政策是在族裔游说集团的压力下推动的，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36]这样，澳大利亚自70年代以来所建立的“客户政治”的移民政治模式在80年代末渐趋瓦解。
    而美国的情况却与之相反，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不仅没有阻止新的非法移民入境，反而让近300万非法移民取得了合法身份，族裔集团和雇主这两大利益集团要对这一结果负主要责任，他们一方面极力反对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雇主制裁措施；另一方面，雇主尤其是西部的农场主则推动了季节劳工入境人数的增加。就像弗里曼所说的那样，美国无法限制非法移民的原因是移民“客户政治”模式的存在。[37]1990年的移民法案，更因其庞大的移民限额和对家庭移民的优先权，被认为是在“经济学家和支持移民的游说集团”的主导下出台的。[38]
    9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一系列反移民现象：加利福尼亚公决通过了要求限制非法移民享有政府福利的“187号”提案；移民问题变得越来越党派化，1994年中期选举中，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1994—1997年移民改革委员会公布了要求限制移民入境的报告；1996年，宣称要暂停移民计划的保守派领军人物帕特里克·布坎南参加总统大选。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一个排斥移民的时代即将到来，但事实上，美国的移民“客户政治”模式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1996年的移民法案在递交国会进行讨论时，美国的移民“客户”集团就开始活动了。这时，在移民问题上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大联盟，它不仅包括原本就在同一阵营的雇主、移民族裔团体和人权组织，还包括反对削减家庭移民的基督教团体、全美枪支协会——他们正为职业认证体系而感到烦心(如果工作需要登记，那么为什么买枪就不可以?)。参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问理查德·戴(Richard Day)将这一不同寻常的联盟看作是“华盛顿集团”在与希望能够对移民松口气的“全美国人民”对着干。[39]而1996年的移民法案以及此后的修正案无疑说明移民利益集团在这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反移民浪潮，并没有对美国的移民“客户政治”造成冲击，反而使这一政治模式更加巩固。加利福尼亚发生的反对非法移民的行为和布坎南在总统大选中的表现，引起了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助长了他们的投票积极性。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希望因移民问题而使自己内部分裂，布坎南只能以改革党候选人的身份再次参加2000年总统竞选，但支持率还未达到1％。1994—1998年移民政治上强烈的党派特征以后不会再出现，两党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不仅要将移民问题排除在大选议程之外，而且双方都同意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增加移民的入境量。[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