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向西方派出了以政府首脑岩仓具视为首，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在内的庞大的代表团。据政府的使节派遣《事由书》载，此次出使的目的是：除了出于外交礼仪和为修改幕末与西方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进行预备性谈判外，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日本深入进行国内改革，吸取可资借鉴的经验①。为此，从一八七一年十二月（明治四年十一月）到一八七三年九月，岩仓使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兰、德、俄、丹麦、瑞典、意、奥、瑞士等十二个国家，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这对正处于变革时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岩仓使团美欧之行在日本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深刻理解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历史是有所帮助的。
    一
    明治维新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日本社会阶级矛盾和与西方列强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而发生的一场社会变革。日本中下级武士中的先进分子作为领导这场变革的主要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思想由于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实践的教育，明确认识到要挽救日本的危亡，只有向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改变日本的社会制度，在日本建立起象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由于日本长期的闭关锁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弱，他们对西方的认识还多是间接的，对近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也还是显得肤浅的。这种矛盾在明治新政权成立后愈显突出。虽然在维新初期政府的主要文件《五条誓文》和《政体书》中，都提出学习西方、锐意兴革的主张，但在具体方法上却朦胧不清。维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曾回忆当时情况说：“自己认为，要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而且那一事业也大体完成，干了我们应当干的事。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②但他们并没有徘徊不前，而是为了创建近代新型国家更努力地学习西方。政府陆续向西方派出大批官员和留学生，并招聘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来日，从各方面吸取西方经验。例如著名的美籍传教士威尔贝克就担任了政治顾问，经常接受日本领导人就“有关政治诸形态、各外国法律、司法行政、国家相互间的政治平等、教育方法、宗教制度、以及其他西欧文明的各种问题的提问”③，有“明治维新的保姆”、“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称誉。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政府首脑也都先后表示要出国考察学习，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八七一年八月，日本废藩置县，国内出现的新局面更迫切地要求全面学习和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岩仓使团就是为满足这一需要而成行的。
    在使团首脑中，除了伊藤博文外，都是初出国门。以留学生身份随同使团出国、后来成了日本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的中江兆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④他们感到眼前现实要远比以前间接得到的西方知识更为丰富多采，更有实际意义。木户孝允在抵美后写给国内的信中说：“虽然市街的面貌早有所闻，皆与想象的无特别不同，但至于学校和其他工场则实在是我的拙笔难以尽述。”⑤岩仓具视也说，眼前的现实“与昔日之思虑大相迳庭之处不少。”⑥日本与西方在各方面的巨大差距，迫使他们深刻反省了日本以往实行的政策。他们认为以前日本并没有从根本上学西方，一些改革措施还“多属皮毛之事”⑦，因而沉痛地检讨说：“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⑧另一方面，为修约而作出的外交努力的失败，也使日本使节们感慨良多。他们在修约谈判中看到，美英等列强不仅不肯轻易放弃攫取到手的权益，而且步步进逼，企图利用修约的机会把日本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木户孝允在同美国谈判失败后的日记中写道：“彼欲者尽与，我之欲者一未能得。”⑨他们在出国前天真地以为依靠“万国公法”就可以实现修约的幻想在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
    与西方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感，成为日本使节们为民族自强而更加努力学习西方文明的动力。他们每每把日本同西方对比，从中找出西方国家致强的原因和可以行之于日本的方法。从而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为日本资本主义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认识。岩仓使团在思想上获得的新认识是多方面的，下面试从几个主要方面作一初步考察。
    第一，进一步认识到“富国”是治国之本，发展工商业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
    在西方，他们看到虽然各国自然、历史条件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地都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特别是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他们看到“无论到何处，竟无一物产于地上，唯有煤与铁而已，产品皆自他国输入〔加工后〕再输往他国，工场之盛更甚于以往传闻”⑩。面对英国产量居于世界第一的煤铁，“独擅纺织航海之利，而成雄视横行世界之国”（11）的事实，他们认识到发达的近代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是使西方国家致强的根本原因。大久保利通在归国后不久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中说：“大凡国之强弱由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指出日本以前的政策是“外慕虚饰”（12），是“徒拥开明之虚名，竟蒙贫弱之实害”。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养根本之实力”，“而所以养实力者无他，专在殖产厚生之实务而已”（13）。这说明经过考察访问，日本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经济振兴工商的重要意义，决心要以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近代化政策的核心加以全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