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认识到急需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实行集权主义统治。
    他们在访问中看到，欧美各国相继采用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封建君主专制已经被取代，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欧罗巴洲列国，感触于佛朗西革命，民伸自由之理，国变立宪之体，尔来星霜仅经八十年，中虽奥国保续帝威，二十年来亦已改为立宪之体，俄国之独裁，十年来略图与民自由，欧洲之文明源于此改革之深浅，其精华发而为工艺产物，利源滚滚涌出。”（14）在这一世界潮流冲击下，他们感到日本亦急需有所改革。他们还根据考察结果提出必须建立法制，特别是日见繁复的近代社会的根本大法宪法。木户孝允引波兰因法制荡然被邻国瓜分的事实为殷鉴，说：“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究其所以废兴存亡者，要之唯在于顾其政规典则之隆替得失如何。”（15）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西方政治并非白璧无瑕，也存在许多弊端。特别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认为无论是美国式的共和政治还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不足以仿效。大久保利通曾说：“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但“不适用于习惯旧习，固守宿弊之国民。”（16）而对梯也尔、俾斯麦的专制集权统治他却深表赞许，认为“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17），尤其对有君主立宪之名，而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之实的德国政治感到极大兴趣。注重考察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说：“现在罕有与普国新政比邻者”，认为“尤当取者，应以普国为第一”（18）。
    第三，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的落后面貌，不仅要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还要移风易俗，改革教育。
    他们在考察中看到，造成日本落后的主要因素还在于东方脱离实际的传统思想，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落后教育。“东西洋之风俗性情每相异”，“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骛无形之理学，使两洋国民之贫富不同，尤觉生于此积习。”（19）尖锐地指出：“东洋之不及西洋，非才劣，非智钝，唯在于对济生之道用意甚少，于高尚之空理中度日”（20）所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东方教育也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玩无形之理学，高尚之文艺，至于日用生理之事以为猥俗也，不曾虑及。”而西方教育“皆以学知使人之于财产生理无困难，尽国民义务不欠乏为本，务有形之理学，讲营生计理之实事。”（21）在这种资产阶级实学思想指导下的西方教育，要使国民从少儿时期起就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以作为立身处世，繁荣经济的资本。并且特别注重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和研究，这成了西方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推动力量。使团中专门负责考察教育的田中不二麿说：“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各虽不同，至于其竭力于教育，彼此皆出于一辙。”（22）因此西方教育普及，造就了大批人才，在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小学校之多，新闻纸之多，入学童子之多，超越诸国。”（23）对照日本，人口与之相差无几，而土地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三，但是“野有遗利，山有遗宝”，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上下不免于贫弱”，原因就在于“不教之民难使，无能之民不可用”（24）。指出民力虽多，如不经过教育难以使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因此木户孝允认为，日本人“与今日之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不学而已”。“欲使我国推进全民之开化，开发全民之智慧，以维持国家权力，独立不羁，虽有少数人才出现仍十分困难”，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普及教育，才能为日本的近代化教育事业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人才，以“期其人千载无尽”，“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25）
    第四，更深刻地了解了国际形势，认识到只有国力充实，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他们在国外看到，不仅象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是依靠军事力量，就是小国如丹麦、瑞典、比利时等亦积极整军经武。在德国，首相俾斯麦和陆军总参谋长摩尔特克现身说法，向使团成员讲述了作为欧洲后进国的普鲁士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和发展资本主义，依靠军事实力步入大国行列的历程。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皆以亲睦礼仪相交，然全属表面现象，其于阴私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云保全列国权利之典常，然一旦大国争利，利己则执公法不动，若不利则翻以兵威相见，固无常守。”（26）弱小的普鲁士靠的就是“振兴国力”即发展经济军事实力，才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中由弱转强，成为新兴的军事强国的。这更使他们加深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失败所带来的感受，懂得了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的实力，既要富国，又要强兵，只有国力充实，在外交上才有发言权。
    这样，通过考察访问使日本领导人找到了日本近代化的具体途径，使头脑中自幕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建设近代日本的模糊轮廓，更加清晰具体起来。特别是大久保利通，通过考察“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建国大业，靠议论辩舌不行，靠勉强筹措不行，靠虚声恐吓不行，靠权谋术数不行。”所以归国后，在他领导下的日本政府着力从“富国的基础”上抓起，“施政方针专在教育、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事业上，大奖励之。”（27）从而使日本走上了全面近代化发展的道路。
    二
    岩仓使团归国后不久，日本政府内部即展开了关于征韩问题的论争。要求征韩的主张，是明治政府成立以来一贯的主张。一些维新领导人如木户孝允、大村益次郎等人都曾谈论过对朝鲜的军事侵略。一八七三年五月，日本认为韩国在布告中使用了侮辱日本的言词，于是征韩言论再起。以前对征韩态度暧昧的西乡隆盛，这时成为主唱征韩的领袖，企图通过对外用兵，将士族阶层中因不满政府改革而引起的“冀内乱之心移向国外”（28），并通过征韩来提高士族的政治地位。此外，留守政府没有遵守使团出国时双方订立的“其间尽可能不作新的改革”（29）的约定，制定并颁布了新的征兵、教育和地税制度等。这些重大改革适应了废藩置县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要求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应当指出，留守政府对于日本经济发展还注意的较少，未能提出较为成熟的政策，相反强迫实行某些重大的不适宜的措施，使人民力不能堪。因此，各地接连发生起义。一八七三年各地起义的次数和人数成为废藩置县以来最多的一年。加上士族中间郁积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使新政府的统治处于动荡不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