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形成近代天皇制国家作了准备
    岩仓使团出国期间，留守政府也曾开始着手准备开设国会和编纂宪法，但由于征韩论政变而中止。使团归国后，政府更痛感有制定宪法和完善国家体制的必要。佐佐木高行、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等都就此提出建议。以佐佐木高行为代表的保守顽固派认为，应当建立必要的法制，他说：“不可不制定天皇陛下亦决不能变更的大法典（指宪法）”。但却以“国体彼此有异”（52）为理由，坚决反对设立民选议院和实行共和政治。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则认为应当实行立宪政治。木户在建议书中说，要经过“人民协议”制定“君民同治宪法”（53）。大久保在建议书中也承认，随着民主思想的浸淫，社会的开明进步，日本的“君主擅制之体”“将来不可以固守之”，应当通过宪法来确定“君民共治之政，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至公至正，君民不可得而私。”（54）但他们对如何实行立宪政治则都是“渐进主义”者，即认识到实现民主政治是世界的潮流，但对实行民主却要慢慢来。木户以目前日本人民知识水平尚低为理由，提出制定宪法要依靠“君主英断”（55），强调“建国大法，不能不采取专制的”（56）。大久保利通更断然认为，在日本“民主固不可适用”，要制定合乎日本特点的宪法体制，“不可妄拟欧洲各国君民共治之制”。实际是要维护天皇制，要“使人君安于万世不朽之天位”，同时加强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他认为“议定施行国内百端事务，必有独立不羁之权”，反对那种“命令出处无实权，又随之产生的不统一”（57）现象。他在给政体调查负责人伊藤博文等参考的宪法草案上就规定天皇“执行国政有无上之特权”（58）。尽管这样，木户和大久保在建议书中依据对各国考察的经验都比以前更为明确地提出了要在日本采取君主立宪政体的方向。当然，这是一种极为保守专制的立宪形式，不过是为天皇制披上了一件近代的外衣。此后日本在这种保守的渐进主义的立宪方针指导下开始了宪政准备工作。如任命伊藤博文、寺岛宗则为政体调查负责人，在政府内设立了专门起草宪法的机构，一八七八年公布了初期地方议会组织法《府县会规则》，等等。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也愈益加强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集权化。这使维新政权得到最后巩固，也为形成近代天皇制国家奠定了基础。
    岩仓使团的考察访问，同日本后来在政治上学习德国也不无关系。使团成员对德国政治有一定的亲近感，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和政府内保守势力的抬头，德国越来越成为日本效法的样板。一八八一年七月，日本元老院根据天皇诏敕，“广泛斟酌海外各国成法”（59）制定的《日本国宪按》草案，遭到了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的非难，认为是“汇集各国宪法加以改窜，丝毫也没有注意我国的国体人情，只是热衷于模仿欧洲的制度，没有顾及将来的治安利害如何”（60），而被否决。之后，岩仓向天皇递交了由井上毅在德国顾问罗伊斯莱尔协助下写成的有关宪法的文件。岩仓鉴于自由民权运动高涨，要求实施英国式立宪的呼声甚高的形势，明确提出要以普鲁士宪法为模范从速制定日本宪法。他认为“普鲁士宪法最适于渐进主义”（61）。次年三月，伊藤受岩仓之嘱渡欧考察宪法，径赴德国。在欧十三个月，其中有八个月是在德奥两国与宪法学者格奈斯特、莫斯和施泰因讨论、学习，从而导致日本最后制定了普鲁士式宪法，形成近代天皇制国家。
    日本学者田中彰认为，岩仓使团“虽然有了形成天皇制统一国家的大体轮廓，但一面还在接触各先进国家的实质过程中，探索各种可能性。对于岩仓使节团，必须放在这一位置上加以认识。”（61）可以认为，岩仓使团通过考察对各国宪法政治有了广泛的了解，从而确定了在日本实行立宪政治的方向，并且也为日本最后选择德国作为宪政的榜样打下了基础。
    （三）促进了近代教育的普及
    明治维新当时，在日本虽然有一些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但从日本教育的整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式的传统教育，因此岩仓使团把考察西方教育作为一项主要任务。经过考察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就必须培养出大批的实用人才，必须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进行根本的改革。一八七二年，当岩仓使团在国外期间，日本公布了新的学制。他们虽然未能直接从事学制的制定，但对深以为然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国民教育的考察情况无疑很快地传回国内，学制中规定的某些内容，如《学制布告》中规定的“自今以后，一般之人民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义务教育，和对“动辄唱为国家，而不知立身之基，或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其论虽似高尚，然不能行之于身施于事者”（62）所持批判态度的资产阶级实学主义教育思想等，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使团思想的影响。还如，在学制颁布后一个月公布的《小学教则》中，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重视对学生进行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规定数学等科学知识的教育占总授课时数将近一半。
    为了普及教育和培养实用人才，他们开始重视发展师范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继一八七二年在东京设立师范学校之后，一八七四年又在大阪、宫城、爱知、广岛新泻等城市设立了师范学校，并在东京开设了女子师范学校。为了发展本国的技术教育，他们还在国外考察期间就物色和聘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日。例如由伊藤博文倡导在泰耶尔等九名外国专家帮助下兴办了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日本工部大学校，为工科教育奠定了基础。接着日本还创办了一批军事、农业等专门技术教育机构。为了作好留学生工作，为近代化培养优秀人才，他们在国外期间还调查了日本留学生的情况。经过调查，伊藤博文认为，原来的留学生规则不善，“不独不能养育人才，势必舍巨万财用，反招外邦诟笑”（63）。归国后于一八七四年到一八七五年又制定了新的留学生制度，并使前往西方留学的人数剧增。
    新学制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了整齐划一的教育制度并强制推行，它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展教育的决心。岩仓使团归国后，日本教育一度出现自由主义的倾向。田中不二麿等人对国家强制推行学制的作法持有异议，而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教育颇具热心。他归国后主持文部省工作期间积极着手翻译介绍美国教育理论；整顿文部省事务，创办妇女教育，实行教育自由化，颁布可因地制宜管理教育的新《教育令》。西园寺公望曾说：“当时，日本教育主义取于美国者居多。”（65）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教育主义，日本重视教育，着力于为国家近代化培养人才的主导思想没有变。三十年后，日本的就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为日本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大批人才。同时新式教育的普及也在社会上形成了积极吸取近代文明的气氛，把由于对近代化不理解而产生的社会阻力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