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哲学一词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最早应用的，他指的是人们对于历史不应该只以堆积史实为能事，还应该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论的理解。近、现代的历史哲学一词，一般多用于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则一般通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在唯心主义方面，历史哲学一词的涵义和内容，也随着科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而经历长期不断的演变，大体上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一）历史演变的规律或规划是什么？（二）历史知识或理解的性质是什么？思辩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二个问题。一般说来，最近一个世纪在西方，历史哲学演变的趋势是从思辩的走向分析的。
    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但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却不仅仅是限于要求知道或者确定历史事实而已，他们还要求从历史事实中能总结出一种理论观点来，即把编年史的记录提升到一种思想理论的高度上来，寻求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某种规律，从历史事实中籀绎出意义、或者是对历史事实赋之以意义，从而把历史事实归纳为一种理论体系。这种理论性的活动就是历史哲学。
    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初期乃是神学的历史观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一部分人类历史被看作是由一种超人的和超自然的外力（即神智）所支配的；历史就是天意的实现和见证。中世纪初期基督教教父圣奥古斯丁（354-430）的《上帝之城》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部上帝的国度取代人间的国度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得救的历史。直到近代初期，法国历史学家鲍修哀（1627-1740）的《通史论》仍然是在论证：人类历史是由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所设计的，国家的兴衰是由神意所规定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到了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规律的观念就在人们的思想里逐步占了上风，象是我们在笛卡尔和洛克那里所可以看到的那样。不过，十六、十七世纪数理科学的进步也形成了哲学思想以数理科学为对象而遗漏了历史学的局面；笛卡尔《方法论》第一部竟致把历史学排斥于知识的领域之外，就是一个例证。到了十八世纪，反宗教神学的思潮已蔚为巨流，也正面波及到了历史哲学。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664-1744）是努力要把历史学系统地改造成为一门“新科学”，并唤起人们历史意识觉醒的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他第一个从理论上划分了上古、中古和近代的区别，并认为各个民族和社会都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他努力在神学之外寻求历史的规律，并确切肯定了历史学与仅凭观察和实验而得到的自然知识不同，因为历史是由人自己所创造的，而自然现象与变化则否。然而这样一部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山著作在很长的时期里，却不为思想界所熟悉。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给人们的思想深深注入了一种信念，即只要人类理性一旦觉醒，就可以使人免于愚蠢和无知，并可以使人理解世界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启蒙运动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如伏尔泰、卢梭、屠尔哥、孔多赛、赫德尔、康德等人，都认为历史过程是理性所可以理解的并且是被道德所裁可的。天意的强烈人格性这时候已经逐步褪了色，被溶解于，乃至等同于自然。伏尔泰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包括他的那脍炙人口的讽刺小说中，尖辛地嘲笑了天命论，他把历史事变理解为自然过程中的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他一方面抨击神学目的论，把中世纪教会的神权统治看成是黑暗的统治；一方面又相信历史的进步性，即历史是在理性的光明对愚昧无知进行斗争之中进步的。卢梭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着力宣扬了人类天赋的理性光明。屠尔哥（1727-1781）认为人类的进步也就是人性、人的知识和感情的不断提高。而孔多赛（1743-1794）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大纲》则企图从理论上总结理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他反对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之扼杀人类的理性，并对于历史知识之有助于人类朝着未来的进步寄予无限的热望。这些启蒙思想家的美妙的憧憬，对于他们自己那个时代虽然成为一种极大的鼓舞；然而他们对理性无限信赖的那种历史乐观主义却无可避免地带有极大的空想成分。他们的思想方式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也就是非历史的。因此，他们的观点受到了十九世纪一些人的反对。例如，著名的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1818-1897）就反对那种以理性为依据的乐观主义，他批评人类之趋向完美、历史发展有一个目的等等观点，都属于主观的臆想，并没有任何历史经验上的证明。
    1784年，康德写成了他的《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篇历史哲学论文从理论上典型地发挥了他本人的以及整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观点，从而把十八世纪的历史观提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文中提出：“人类历史整个说来，可以视为一幕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的实现”，①因此人类的历史就同时具有合目的性（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和合规律性（按照一定的计划而展开）的两重性。随着人类之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政治状态，人性也就逐步地得到其完美的实现。这一实现过程就是历史。也象维科、屠尔哥和孔多赛一样，康德深信人性的完美是终究会在历史之中充分实现的，但是这种实现不可能是在一个个人的身上，而只有在人类的集体之中，在全部的历史过程之中。而人性中的恶或自私之表现于每个人的身上，就恰好成就了人类全体的美好--这种人类社会中的“对抗性”（竞争），康德就称之为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②这一理论自然会令人联想起在此文之前八年（1776）问世的亚当·斯密《原富论》一书中的理论两者之间的相似；只不过后者狭隘地论述人性之表现于一个抽象模型的经济活动之中，而前者则广阔地论述人性之表现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之中，并放在一个异常之有深度的哲学规划的总体基础之上。基于这种理论，康德就论证说，并不需要有一群天使（这是针对着卢梭的这一提法，要建立一套完美的立法，必须是先有一群天使而后可），就是一群魔鬼也照样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只要他们有此智慧。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一条系论便是：人类的永久和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归宿。康德就这样（有如后来的黑格尔）把历史纳入了一个富有辩证色彩的思辩体系，并从而预言了未来。但是这个论点也受到后来不少人的怀疑。康德把历史视为一个理性观念的发展过程，则大大影响了后来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康德的历史哲学被卡西勒（E·Cassirer）誉之为构成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之外的第四个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康德这篇论文是直接受了赫德尔的启发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