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尔（1744-1803）曾经是康德的学生，他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一书继承了启蒙运动的进步理想，把历史看作是进步的。他提出人类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实现人道，因此历史乃是一个有意义的而又合理的过程。但是和他同代的一般看法不同，他并不把人性看作是一个常数，因而他并不把历史看作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思想意识的表现或反映。他宣称具体的人乃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不同条件之下的历史产物。这一论点是对十八世纪把人性视为永恒不变这一基本观点的一大突破。与这一理论紧密相联系，赫德尔就提出，应该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民族精神来考察各种历史文化的特性，应该把历史视为是外因（环境）和内因（精神，尤其是不同的民族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方面乃是赫德尔超出前人的贡献所在。
    不同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过去的历史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把过去的历史简单视为是非理性的，十九世纪初叶的黑格尔是重视过去、重视历史的。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本身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它就是理性自身（精神或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的逻辑学虽然号称是穷尽了一切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却仍必须被赋以其具体的内容，也就是必须体现为自然的和精神的发展过程。这样，黑格尔就在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康德先验的自由概念之中注入了新的因素。对于黑格尔，既然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所以他也象康德一样，努力想要通过对历史内在辩证法的考察而揭示出其中所隐藏着的意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中心思想是：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③所以“一部世界史就显示为精神上自由意识的发展和实现”。④这里，黑格尔虽则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却唯心主义地认定它是精神或观念的体现。因此，全书的结论就论断说，精神发展与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上帝在历史中的证实。
    历史本来是经验的事实，但从赫德尔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朝着非经验的或反经验的方面进行的。赫德尔上承孟德斯鸠的思想，还曾就自然环境论述了“民族精神”，承认自然环境是在为历史的目标（人道的充分实现）准备了条件；然而到了黑格尔，则“世界精神”却变成了主宰一切历史的唯一因素。于是人就变成了历史的工具，而人本身的作用和意义就变成了并不是他自己所曾或所能了解的东西。这一“理性的狡猾”的论点和后来某些分析派之强调历史学应该注重研究过去历史上人们的思想和动机，其着眼点显然是大不相同的。康德和黑格尔不但是十八、十九世纪古典德国哲学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古典思辩历史哲学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是自由的扩大或自由之体现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之中，--黑格尔的这个基本观点对后世历史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些思想和论点被十九世纪的史学家如兰克（1793-1886）、基佐（1787-1874）和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如克罗齐（1866-1952）等人所吸收， 也被十九世纪的史学家如圣·佩甫（1804-1869）、布克哈特和二十世纪的分析派如波普尔等人所反对。至于卡莱尔（1795-1881）虽然以在英国宣扬英雄史观和德国古典哲学而闻名，但实际上除了夸张的文笔而外，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所标榜的中心观念，即历史的无限性或无极性（Unendliohkeit）的观念， 只不过是抄袭德国精神哲学的一种拙劣的翻版。黑格尔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种先天的逻辑结构怎么能够和经验中的历史事实相符合一致的问题，成为尔后许多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来说，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不外是如何构造出一种理论，使之能同时满足如下的两个条件：（一）它在推论上必须具有逻辑的严密性，（二）它在内容上又必须包罗或吻合历史经验的事实。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获得空前伟大的成功，这就使得许多历史哲学家要在历史学中追求一种象是物理科学中的那样因果律的努力，一时蔚然成风。属于这个思潮的，有人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如巴克尔，1821-1862），有人主张历史学就是社会心理学（如泰纳，1828-1893和兰普雷喜特，1856-1915），有人主张历史学就是生物社会学（如斯宾赛，1820-1903），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应数孔德（1798-1857）。孔德所提出的人类精神发展的三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科学的或实证的）的历史理论，是有意使历史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并尽力向自然科学看齐的一个例子。这一思潮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思潮。实证主义者以纯粹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并要求历史学，他们认为在原则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并无不同，一切科学的基本性质都是统一的、一致的，因而他们力图以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来总结历史，建立起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他们相信历史是被它那内在的、必然的、普遍而客观的规律所决定，正如自然界是被自然律所决定的一样。这种信念到了二十世纪遭受来自分析派的猛烈攻击，然而它的历史影响却始终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还一直有人在信仰它，例如美国的“新史学”派就依然在强调历史学的任务就是综合应用现代科学的成果。无疑的，一切现代科学的成果自然地要渗透到，而且应该有意地应用到历史学中来，不然历史学就不能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步。但是同样无疑的是，历史学终究并不是任何一种自然科学，也不可能以自然科学为依归。
    与此同时，另一派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则沿着另一条道路在前进，他们把历史理解为精神的自我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历程。十九世纪末的阿克顿（1834-1902）就以自由作为历史的中轴线，狄尔泰（1833-1911）则认为历史是生命力的体现。
    十九世纪的西方，历史的乐观主义曾经风靡一世，但是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得许多人的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的向往幻灭了。战后不久，斯宾格勒（1880-1930）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就反映着这种悲观的情绪。斯宾格勒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历史上的独特生命现象加以描述，他认为每一种历史文化都经历大体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预言了所谓西方文化的行将没落。本世纪中叶，汤因比（1889-1975）的十二卷《历史研究》就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基本历史观点；但汤因比进一步加以改造，把全部世界历史分为二十一个文化单元，并论断说它们每一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在他们这一模式里，各个不同的文明被看成是历史上同时代的、平行的。他宣称他自己的目的是要探索“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⑤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历史形态学或历史文化形态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对历史文化单元的划分，以及他所独创的一套所谓“挑战与应战”、“生长与解体”之类的观念）却严重地缺乏明确的科学规定，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它们只可以说是一种半形而上学、半社会学的虚构，甚至流于宗教神学。因此，它们就不无道理地被某些分析派讥之为没有意义的词句，或者是伪科学。二、三十年代的索罗金（1889-1968）提出过《社会文化动力学》的理论，把历史文化分为感知的（Sensate）和意念的（Ideational）两种类型在交替，也近似于或者可以归入上述历史形态学一类的循环论的历史哲学。这类思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虽然都认为历史的演出表现为周期的循环，但是整个历史的本身却并没有一个总的规划或目的。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是基于对数理科学原则的一种模拟，那末二十世纪的这类形态循环论则是基于对生物学原则的一种模拟，而且是一种不恰当的模拟，因此历史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毕竟不是、也不应该被模拟为一个生物学上的个体生命现象。其他属于以生物学原则来解说历史的，还可以列入弗洛伊特（1856-1929，他本人曾对历史做过个案研究，例如对达·芬奇）以及心理分析派的某些后学试图用文明与天性的冲突来解释历史。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赛（1898-）就一方面接受了弗洛伊特的论点，一方面又力图掺入马克思主义；他的目的是要研究人类在文明社会中的异化，以及建立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的可能性。心理分析派企图探索前人所从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即以人们潜意识中最隐蔽的本能因素来解说历史的动力；不过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都还没有产生任何值得瞩目的历史理论，其成就也是不能和历史上的伟大的思辩历史哲学体系相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