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个时期大致从公元二世纪初到公元四世纪初。这个时期在早期基督教三个时期中时间最长，约经历了三个世纪。
    基督教产生之后，人数越来越多，捐献的款项和物品也随之增加，社团中需要财会人员来管理经济收入。此外，当时基督教由于有着“无穷无尽的宗派”，为了斗争的需要，基督教社团也出现了帮助总结经验的“智者”；而在当时条件下，广大下层群众和奴隶是不可能有文化的，故财会和“智者”只能由有“教养”的有产者担任。最早的教会管理主要有两条任务，一是抵制罗马宗教，一是调整教会内部的矛盾。教会管理人员分长老、主教和执事三级，长老表示他们的“年龄、庄重和智慧”（16）；主教负责监督委托给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教徒的行为”。（17）一世纪末，主教权势开始超过长老，主教管理形式形成，主教成为教会的当然管家。他们管理公共财产，既无账目，也无监督；因为长老仅局限于宗教职能，执事只是管理和分配教会的收益。公元三世纪初，一位叫息普利安的拉丁教父提到当时的情况说，“教会财产掌握在一些不可靠的管家手里，有些浪费在肉体享乐上面，有些要么为了自己的私利，要么为了欺骗性买卖，要么为了剥削放高利贷而滥用”。（18）由此可见，基督教社团逐渐变成宗教上层渔利的地方。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越来越多的有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教会，并取得了领导权。公元二世纪基督教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在抗议罗马帝国派驻非洲总督镇压基督徒时说，当时基督教徒中有“元老院议员和最高贵族家庭的太太”（19）。三世纪初，罗马皇帝维列连在一份谕旨中提到，“元老院议员，罗马骑士，贵妇人都是基督教的一派”（20）。戴克里先当政时，“皇宫、法庭、甚至军队中都有许多秘密基督徒”（21）。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公元三世纪前后，罗马皇帝如菲利普·阿拉布斯，皇帝妻室儿女如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也是基督教徒。
    随着基督教的向前发展，除下层群众之外，其它各阶层也逐渐被卷入到运动之中。因此，在基督教会内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各种派别相继出现，随之也就有了所谓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分。一世纪末二世纪初，为适应教会的派系之争，教会内部出现了一批宗教职业者，他们要求把基督教的信条理论化，系统化。这样一批教义制订者在基督教会史上被称为“教父”。由他们制订的教义被称为“教父学”。这些教父们以正统自居，他们以维护罗马皇帝的权威，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为己任。二世纪教父德尔图良说：“我们为皇帝的安全向上帝呼吁……皇帝愿意得到上帝的恩宠”。（22）他还引用《新约圣经》，要基督徒“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23）他进一步提出，基督徒“如果鄙视罗马帝国，威胁可怕敌人的全球性世界末日的大变动就要推迟，这就更需要为皇帝，为帝国的所有阶层，为罗马利益而祷告”。（24）查士丁在为基督教辩护时公然讨好罗马统治者，他说，基督徒“对罗马帝国的政治安全没有危险，而是从道德上加强了它……”。（25）
    教父们一般都熟悉古代希腊罗马哲学。这些“能言善辩”的所谓“智者”，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帮闲文人。他们经常是置广大下层群众的痛苦于不顾，整天沉醉于神秘莫测的神学问题，喋喋不休。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正是因为不可能，所以我才相信”。基督教教义就是他们根据先是民间口头传说，后由人编纂整理的《新约圣经》，在镇压“异端”的基础上，加进迎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东西炮制而成的。公元四世纪制订的《尼西亚信经》包括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其中除个别词句的表达稍有更动之外，主要部分沿用至今。该信经称：
    “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26）
    根据这些教义，世间一切都由上帝安排，人的旦夕祸福，贫富贵贱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人天生有罪，唯信耶稣方能赦免，否则将受审判，打入十八层地狱。基督教最早的“救世主”和“拯救”观念的核心是追求解脱（尽管是在另一个世界）；可这时的教义却强调人的天命、原罪和因果报应，其核心是安于现状。这一变化正中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发起者、《尼西亚信经》制订的主持者君士坦丁的下怀，理所当然受到当时已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罗马统治集团的欢迎。
    在最早的基督教团体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信徒平等，就是神职人员之间也只是分工不同。主教、长老和执事都从事世俗劳动，业余时间从事教务。后由于教徒人数增加，财富积累，主教成为专门的宗教职业者，并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化身。二世纪末，主教主持一切，行使地方权威，管理整个城市。影响大的城市主教逐渐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周围农村。公元250年，迦太基主教息普利安说过，哪儿有主教， 那儿就是教会；没有教会就是没有主教。（27）从以上可以看出，这时的教会已经成为官僚机构。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称：亚历山大主教行使对埃及、 亚历山大等地管辖权……罗马主教行使罗马周围地区的管辖权。主教势力的膨胀为尔后教皇制的形成和东西教会大分裂埋下了伏笔。
    三
    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的制订， 标志着早期基督教正式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人为时期。
    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从来就是把政治考虑放在第一位的。皇帝有宗教方面的顾问，宗教主管部门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罗马军队对被征服地区的民族神持宽容态度，但前提是，被征服者必须接受包括罗马皇帝在内的罗马诸神，否则就要受到镇压。最早的基督徒之所以遭受迫害，是因为他们承认上帝主宰一切，敬拜耶稣为救世主，拒绝向罗马皇帝献祭。尼录皇帝时期如此，杜密善皇帝时期（Domitian,81-96）也是如此。前面曾提到，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之后， 基督教社团中由于有产阶级分子的渗入，并逐渐取得教会的领导权，教会上层和世俗统治者开始合流，表现在基督教教义上，顺从当权者的东西愈来愈多。政教关系也有紧张的时候，但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三世纪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基督教享有自由（尽管还未正式确定合法地位），不仅教徒人数增加，教会财产也迅速增加。三世纪， 仅在罗马就有40个教会团体，四世纪初，帝国全境的基督徒总数达500-1000万。 这时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罗马帝国是建立在征服外族，压榨罗马本族基础上的奴隶主国家，地位本来就不稳。帝国后期，人民群众被永无止境的苛捐杂税、天灾人祸逼得无路可走，而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有增无减。大批奴隶逃亡，隶农离开土地，税收减少，国库入不敷出，社会急剧动荡不安。更加严重的是，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北方边陲的蛮族经常向罗马边境侵袭，直接威胁着帝国的安全。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罗马帝国统治者着手控制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