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大批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得世界历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世界各个民族共同关心、共同参与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空前广泛深入的传播，新史料的不断出现，为比较历史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把对世界不同地区历史发展规律异同的探讨推到了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形成及其演变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深切注意的重大研究课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撰写了大量有关国家起源及其在早期阶段情况的著作①。在这类著作中，如何看待城邦，占有很突出的位置②。
    现在我国史学著作中的“城邦”一词是对英文“City-state”的意译，有时译为“城市国家”。英文中的“City-state”是对古希腊文“πσλιs”的意译。本来，在古希腊文中，“πσλιs”一词有多种含义，现在各种史学著作中对“πσλιs”的解释因人而易。我们暂不详细涉及这个问题，只是说明一下，我们使用“城邦”一词，指的是通常所说的城市国家。
    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历史上国家发生和演变过程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人类社会最早是没有国家的，国家只是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才出现。因此，国家的产生问题是和原始社会的瓦解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有了国家之后的数千年内，各种思想家提出过各种国家起源学说，但是真正科学地根据民族学、考古学和文献资料探索原始社会的解体，那还是近一百多年的事。1881年，马克思写道：“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象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③这段话，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对各种原始公社解体的历史仍然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虽然比起一百多年前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揭示了氏族部落结构，恩格斯吸收摩尔根的优秀研究成果和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表述的一些光辉思想，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两部伟大著作，特别是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论述，为我们探讨原始社会瓦解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959年，苏联学者И。М。季亚科诺夫在《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和国家制度：苏末尔》一书中写道：“现有关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历史的材料，已经足以揭示阶级社会和最古国家的初期形式的性质”。他指出，这里的国家是在没有其他更为发达的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④。这本书对苏末尔的城邦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1968年，季亚科诺夫在《古代史通报》上发表了《经济诸问题：关于公元前第二千年纪中叶以前近东社会的结构》一文，在其中第一百二十六注中，他写道：“城邦制度，如果不是总是指它的得到完全发展的形式，在各大洲中都并非罕有之物，因而也不是什么主要使西方区别于所谓东方的东西。”⑤
    季亚科诺夫的这一论断引起了专门研究古希腊史的Э。Д。弗罗洛夫和Ю。В。安德烈耶夫等人的激烈反对。安德烈耶夫在题为《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和东方的城市国家》（Античныйполисивосточныегорода－госуцарства）一文中写道：“在近年发表的一些著作（其作者通常是古代东方史专家）中，可以见到以非常明确的形式表述的意见，似乎城邦这一迄今认为只是古希腊罗马所固有的国家的特殊形式，也为东方所熟知，并且，尽管是采用了其他名称，但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和希腊化时代开始之前许久就已在这里存在了。”他提到了季亚科诺夫的上述文章和Б。Н。尼基甫罗夫的《东方和世界史》一书。接着他写道：“我们认为，这种导致完全不正当地抹杀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在历史上先于它的前亚诸文化之间的界限的议论，是建立在随意地混淆两个远非具有相同意义的概念之上：城邦的概念和城市国家的概念。”按照安德烈耶夫的意见，希腊罗马的城邦是城市国家这一更广泛的范畴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们的出现只是古代希腊和意大利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的产物⑥。
    弗罗洛夫和安德烈耶夫都强调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末第一千年纪初，也就是迈锡尼文明衰落前后的特殊历史环境对后来希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弗罗洛夫写道：“对于现代历史科学来说，可以作为特征的是，不仅相信在希腊罗马古代城邦因素的决定性意义，而且力图扩大这一因素的作用范围，从而赋予城邦历史以普遍性（可以И。М。季亚科诺夫的论述为例证）。”“然而对希腊城邦历史的仔细考察使人想到，关于古代城邦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作用，甚至万能的作用的流行意见，是缺乏周密考虑的。不应当忘记，城邦是在迈锡尼时期以后（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上半叶）希腊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正是希腊人诸部落在迈锡尼时期以后得以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希腊城邦的起始因素的特殊交织（就中我们指的是，迈锡尼宫殿中心的毁灭和由于铁器的传播所决定的经济生活的强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经济生活的分散和自主。）以及形成过程的特有的阶段性：先是在公元前九和八世纪入口爆炸的条件下作为设防的城市居民点；继而在公元前七和六世纪的革命民主运动过程中作为等级的公民公社；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作为拥有主权的政治整体，作为城市自给自足和公社独立自主条件下存在的国家。难道可以断言，这样一条道路，从而，这种发展道路的结果，不仅是希腊人的，可能还有意大利人的历史发展所特有，而且也是古代世界其他民族所具有的吗？”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