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从加利里乌斯皇帝（Galerius,253-268）就开始了。皇帝临死时发布了《宽容赦令》，赦令称，只要基督徒为帝国的“振兴”向上帝祈祷，便允许其合法存在，并修盖礼拜场所。（28）在赦令上签字的有皇帝当时的同事，君士坦丁和李锡尼（Licinius）。但是，真正控制基督教的皇帝当推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306-337在位）。关于君士坦丁为什么支持基督教的说法不一。教会史学家犹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264-394）曾说到：君士坦丁与东部将军马克逊蒂乌斯为争夺西部皇帝头衔，于312年在罗马郊外遭遇时，从天上看见了一个佩有“你将战胜”的十字架异像。战斗结束，君士坦丁获胜，马克逊蒂乌斯战死。于是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抱有好感（29）很显然，这只是一种传说。另一说法是，君士坦丁想继承父母的遗愿，因为其父曾宽容基督教，母亲本人是基督教徒。这种说法也没有触及原因的本质。实际情况是，在君士坦丁看来，为挽救迅速崩溃的罗马帝国，首要的是加强国内的团结，这样既可笼络国内民心，又可抵抗外来的侵略，以达到帝国苟延残喘的目的。为此，他打出了基督教这张牌，充当维持帝国境内奴隶制秩序的“粘合剂”。他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教会上层愿与统治者在政治上合作，从宗教上说，当时的基督教已克服了犹太教的民族界线，抛弃了犹太教奇特礼仪（特别是割礼），基督教本身有可能被各民族接受。
    当君士坦丁认识到利用基督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后，在实际行动中便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政策。继前面提到的《宽容赦令》之后，君士坦丁于公元313 年又与东部皇帝李锡尼发布著名的《米兰赦令》，称“基督教徒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有信仰他们喜爱的宗教的自由”，“谁购买了基督徒的礼拜场所，应该自动地、无偿地退还给他们”，说这些决定是“关系到帝国的福利和安全”，（30）“在决定对全人类最有益处的事情当中，崇拜上帝是第一和最主要的事情”（31）。同年，君士坦丁给驻非洲的总督安鲁里鲁斯（Anulinus）的信中表示：“我们希望，凡属教会的东西，无论在城市或其他地方，你应促使它们立即归还教会”，“凡以前属教会所有的，花园、建筑物等，赶紧退还，越快越好”（32）。君士坦丁在给迦太基主教加西连（Caecilian）的信中指示发给“合法的、 最神圣的普世宗教的某些特殊神职人员薪金”，在这些开支中如有什么需要，“请毫无顾忌地提出”。（33）在给安鲁里鲁斯的另一封信中，君士坦丁更直接了当地说：“轻视这种宗教（指基督教）会给政府带来大的危害；承认其合法性并加以保护，就会给罗马带来最大的繁荣，给全人类的事业以特殊的幸运”，因此，神职人员的劳动“应得到相应的酬谢”。为保证神职人员履行宗教义务，他们应“完全免除一切公务”。（34）除上面提到的这些之外，君士坦丁在公元316年支持基督教会“正统派”对多那图“分裂主义”的镇压；319年制定了“有利于教会”的镇压占卜者的法令；321年规定星期日为除农民外的全民休息日……从公元311到321年的十年时间里，在以君士坦丁为首的官方操纵和控制下，摧毁了异教神庙；让基督徒担任官职；基督教徒免服兵役；基督教会免租并允许拥有财产；基督教徒崇拜的节日成为公民节日，教徒的发展受到鼓励。……这一切为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在罗马皇帝的扶持下，四世纪初的基督教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财富的积累，教徒上层已开始参与世俗政治，因而基督教会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成了观察罗马帝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关于耶稣的性质问题本来是基督教会内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公元四世纪争论再一次挑起，其焦点是，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及耶稣与上帝的关系等问题。一派认为，坚持耶稣的神性会破坏一神主义概念和神圣超越。圣子既非全神性，亦非全人性，它是通过上帝的被造之物，不是永恒的，称其为上帝之子出于恭维，只是高于其他所有的人。持这种观点者以当时亚历山大祭司阿里安为首，因此，这一派又称阿里安派。由于阿里安与教父们在观点上相左，故在教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种争论虽属神学分歧；君士坦丁认为，如让纠纷常此下去不仅会使教会陷入分裂，社会秩序也要受到破坏，直接影响教会的安全。为此，君士坦丁皇帝靠行政力量召集约三百名主教，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开会，以解决阿里安“异端”问题。君士坦丁在其宗教顾问参谋下，亲自主持并控制了整个会议。会议在谴责阿里安派过程中，压服所有其他反对派，最后强行通过《尼西亚信经》。尼西亚宗教会议使基督教会从组织上清除了反对派和“异端”；从理论上制订了“正统”教义；从政治上，主教必须同时忠于政府和上帝。连教区也按帝国行省进行划分，以致“帝国的组织与基督教的组织惊人相似”。（35）
    君士坦丁时代，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开始结盟，对宗教和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君士坦丁死后不久，基督教最终被定为罗马国教；而罗马帝国的政教关系又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关系奠定了基础。
    早期基督教的这三个时期，代表了早期基督教的三个发展阶段。自发时期基督教的目标--推翻罗马奴隶主统治--是明确的，由于其手段--寄希望于上天而坐等救世主降临--是虚幻的，故不仅具体目标达不到，而且尔后成了统治阶级利用的对象。因为自发时期的基督教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特点，恩格斯在三篇论述早期基督教的论文中，对它并不是一味的嘲讽，而是满腔热情地将其与“大的革命运动”（36），“现代工人运动”（37）“最初的社会主义运动”（38）相比，称“这里有的是向全世界进行斗争和这斗争将以胜利结束的意识；有的是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些是近代基督教徒全然失去了的”（39），它“和后来尼西亚会议上用教条固定起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40）与此同时，恩格斯并没有忽视它的致命弱点，他称自发时期基督徒“是在来生，在死后，在天上”（41）寻求“解脱奴役和贫困”（42）。显而易见，恩格斯对自发时期基督教的态度，总的说来是肯定的，指出其弱点无非是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和被压迫群众尽管不得不走宗教这条道路，但沿这条道路走下去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既便不披宗教外衣，仅靠奴隶和下层群众的革命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自发时期基督教的广大教徒群众追求正义和自由，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这代表了当时受奴隶主贵族桎梏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基督教发展很快。统治阶级看到了这种很难逆转的趋势，便采取了“与其镇压，不如疏导”的策略。早期基督教由自发向人为的过渡时期，实际上就是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疏导”时期。疏导过程包括有产者逐步渗入并取得教会领导权；教会上层与世俗统治者互相勾结，将信仰教条化，偷梁换柱，抽去自发时期基督教观念中的一些积极内容，塞进号召教徒们忠于皇帝、安于现状的货色。称这个时期为过渡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经历了漫长的疏导与反疏导的斗争阶段。这种斗争既表现为基督教徒与世俗统治阶级的斗争，也表现为教会内部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尽管是疏导派占了上风，但斗争并未终结。被斥为“异端”的派别活动仍很活跃。特别是阿里安派，它不仅影响面广，根子也很深，因此，引起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严重关切。如果说在过渡时期，罗马帝国主要是通过其在基督教会中的代理人对自发时期基督教进行疏导的话，那么在早期基督教的第三个时期，罗马皇帝便亲自出马进行指挥了。当经过“疏导”的基督教一旦合乎罗马统治集团的口味后，皇帝不仅毫不含糊地给与基督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从公元311年的第一个《宽容赦令》到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的制订，基督教在加利里乌斯及其以后历任皇帝的扶植下，其经典、教义、体制基本形成，从而步入了它的成熟阶段。从此，基督教便逐渐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说这个时期是人为时期，原因是在这个时期中，什么教徒的信仰，神学争端都人为地纳入到罗马统治阶级需要的轨道；而基督教会的各种条件也由罗马政府给提供保证。政教关系已成了一种政治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