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国内商业方面也极力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在十四纪末，羊毛、谷物以及其他食品在内地贸易并不纳税，所有沿河贸易也都免通行税。“由于君主政体的强大，没有任何公爵领地或郡或自由城市能够奉行它们自己的政策，以妨碍全国商业的流通”。⑥
    除了英国的都铎王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之外，西欧其他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也都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如统治法国达二百年之久的波旁王朝（1589-1792），一贯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了高潮。当时柯尔培尔主持内阁，他除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之外，还极力鼓励国内商业的发展。柯尔培尔执政时，不仅取消了部分国内关税，统一税率，而且还改造公路，开凿运河。贯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兰格多克运河的开凿，对发展法国国内贸易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法国商人已通过投资手工工场和采取包买商的手段，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柯尔培尔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鼓励商人投资产业，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颁布许多法会，以扶植国内手工业的发展。他推行保护关税政策，利用高额关税限制外国商品输入，禁止原料和粮食输出，从而达到在国内市场上保持本国手工业品的高价，使商人和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时还给工商企业发放大量补助金。这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使商业资本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使资本主义也得到发展。
    封建社会后期是商业资本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西欧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把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⑦，大力保护工商业，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因而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加速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进程，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与此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专制主义国家依然墨守成规，采取传统的抑商政策。在国外贸易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实行海禁政策和闭关政策，并推行朝贡制度和公行制度，从而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压制了商业资本的扩张。在明代前期，政府严禁私商经营海外贸易。洪武四年十二月明政府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以后又多次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⑧。明中叶后，政府被迫开放东西洋海禁，但转而又对商舶进行重税搜刮榨取，当时，就有“引税”、“水饷”、“陆饷”、“加饷”等名目。与西欧政府鼓励金银流入的政策相反，明朝政府对带回银钱的中国商船却要追加征税，每船达一百五十两之多。⑨可见，当时的中国外贸商人根本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
    明政府在禁止私商经营海外贸易和压制、摧残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的同时，把海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朝贡制度就是政府控制外贸的一种办法。朝贡制度下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宣扬封建皇权的威势，而丝毫不顾经济效益。这种贸易，大抵是亏本的买卖。为了宣扬皇威，外国贡使必须入京朝贡，为此动用官驿，使得沿途百姓遭受种种骚扰，实为劳民伤财的弊政。明代有识之士曾经指出：海外诸国“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疲中国”⑩。在明朝政府与外国商人的朝贡贸易中，主要输入各种奢侈消费品，以供皇室的挥霍。据《明史》、《东西洋考》等史书记载，输入的各种香料就达数十种，如占城的抹身香、熏衣香，真腊的沉香，渤泥的降香、檀香、丁香，三佛齐的黄熟香、速香、降真香等等。此外还有珊瑚、玛瑙、琥珀、猫睛石、象牙、珍珠、宝石之类的珍奇和孔雀、火鸡、长颈鹿，驯象，驼鸟等珍禽异兽。而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和金银。在这种贸易过程中，封建政府不顾成本，不计赢利，如日本在景泰四年（1453年）与明政府的朝贡贸易，输出物总值2000贯，售出后获利28000贯，赢利率达1400％，在外贸史上实属罕见！成化二年（1466年）日本入贡贡品，总值69贯980文，明政府回赐白金300两，各种绸缎128匹， 总值也大大超过贡物价值。（11）这与西欧重商主义者追求贸易顺差，鼓励金银流入本国，严禁奢侈品的输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清初，清政府亦实行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实行闭关政策。从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起，仅开广州一口岸准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在闭关政策下，政府不准私商随便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三年规定“商民人等有欲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俱保结，给发执照，将船身烙号刊名”（12）。另外，对出海商船的大小，携带商品的种类等等，都有繁琐的不利于商人的规定。更有甚者，在西欧各国封建政府对海盗商人资助船舶、武器，甚至动用军舰进行保护的情况下，清政府却经常发出“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13）的命令。这就解除了中国商人反抗西欧商大海上掠夺的武装。与英国女王奖赏海盗商人，授予贵族称号，封为海军大将的情况相反，中国商人虽在南洋拓殖致富，但却得不到政府的鼓励，依然飘零异乡，难以归国。因为清政府规定“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14）。在闭关政策下，清政政在广州贸易中实行公行制度，严禁私商与外商洽谈贸易。在广州，所谓“十三行”就是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它们既是垄断性的商业组织，又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一切中国出口货物也均由其代售，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这些“公行”是清政府管理、控制对外贸易的工具。在公行制度下，中国自由商人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抑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上述的海禁政策、闭关政策和朝贡制度、公行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抑商政策在对外贸易上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15）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利用政治权力人为地把中国经济封闭在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之外，不仅阻碍了中国商业资本进入世界贸易领域积累货币财富的发展进程，而且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时期，商业上的霸权是造成工业优势的重要条件。
    中国商业资本既然不能通过海外贸易积累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那么是否能通过国内贸易来发挥它瓦解封建经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积极作用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政府，在国内商业方面推行了更为严厉的抑商政策。这些政策，主要表现在推行传统的专卖制度、榷关制度和牙行制度等方面。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利用上述制度对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业资本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了既能使商业资本为封建经济服务，又能对商业资本瓦解封建经济的作用进行限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