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国内重要商品如盐、茶等货的贸易中，实行专卖制度，进行封建垄断。盐商、茶商都是在封建政府特许的官商，成为替封建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所以，在食盐、茶叶等商品流通领域里活动的商业资本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它们往往被纳入封建政治的轨道，与封建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清代两淮盐商在乾隆盛世，凭藉清政府给予的封建垄断特权，恣意敲剥食盐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仅为清政府筹集财政款项，而且本身“蓄资以七、八千万计”（16），真可谓“富可敌国”！可是到了道光间，清政府财政拮据。两淮盐商首当其冲，成为清政府勒索的对象，结果落得财源枯竭，纷纷破产的下场。因此，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官商，难以在王朝兴盛衰亡的循环中自拔，更难以充当瓦解封建经济的力量。
    第二，从事其他商品贸易的商人情况又如何呢？明清两朝封建政府在其他商品流通的渠道中，实行榷关制度，重关税以分商人之肥。如基本上承袭明代遗制的清朝榷关制度，不但向商人征收10％的关税，而且还通过巧立名目，重戥短尺，布设圈套，重索罚课，广立栅座，密布税网的手法，对商人横征暴敛，弄得商人“举足罹网，移步触禁”，甚至“衣囊质钱以输税”（17）。在榷关制度下，大部分商业利润变成了封建政府的国帑，流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使得商业资本无法独立积累，更不能向产业资本转化以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国家及其官吏大都患有“眼红病”。在王朝建立之初，商人饱尝战乱，资本散失殆尽，这时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为了恢复经济，往往采取减轻关税的政策，如明初“凡商税，三十而取一”（18），可谓轻矣；明中叶后，商人资本已有积累，封建国家及其官吏的“眼红病”就开始发作，关税由轻而重。万历年间，“榷税之使”，横行天下；税收司局，密布通衢，“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19）。
    第三，在商品买卖中，明清政府实行牙行制度，对商人进行严格的管制。封建牙行控制市场，割断商业资本与生产者的联系，阻止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如纺织业，在许多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发展起来的行业，但是，在中国由于封建牙行的阻梗，布商和丝绸商人难以直接向纺织生产者发放原料，收购制成品。在发达的棉纺织基地--松江府就有许多操纵棉布市场的牙行，“秦晋布商，皆主于（牙行）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20）。在牙行制度下，商人通过包买商的途径投资于产业这条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变得极为狭窄。同时，封建牙行操纵物价，滥抽牙佣，甚至通过诓骗、拖欠、挪用等诡诈手段肆意搜刮商人资财。总而言之，明清封建政府在国内外商品流通领域实行的一系列抑商政策限制了商业资本的自由活动，阻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经济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
    由于历史条件，经济结构、阶级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封建社会后期中西专制主义国家对商业实行了根本不同的政策。
    第一，在封建社会后期，中西专制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欧，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领主制度土崩瓦解，分裂割据的领主政权日趋衰微，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于是产生了“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 Steeten）的趋向”（21）。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权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城市和商人的支持下，通过大封建贵族之间的激烈争斗，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英国的都铎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就是这种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代表国家统一趋势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是作为分裂割据势力的领主政权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所以它理应否定领主政权所实行的抑商政策，转而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同时，在西欧封建社会前期，虽然也曾抑商，但并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备严密的抑商政策。这样，西欧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在否定领主政权所推行的抑商政策时，就不可能遇到陈陈相因的历史传统的阻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欧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能够比较容易地廓清历史的阴影，顺利地推行发展商品经济，保护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虽然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却早在秦汉时期已经产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地主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明清政府基本上因袭了旧时的国家模式，并在新的实践中将它进一步强化。千余年来的抑商政策，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渗透到社会肌体的骨髓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专制主义国家很难改变传统的抑商政策。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国家等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国家实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恩格斯说：“在十五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22）。西欧的城市是商品经济的摇篮，是商业资本的大本营。因为在十世纪兴起的西欧城市，通过十一到十三世纪的“城市公社革命”，极大多数取得了自治权。从此以后，由大富商、高利贷主，城里的房东和地主组成的城市贵族所控制的城市成为封建经济的异己力量。在当时的西欧，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表现为方兴末艾的商品经济与日薄西山的领主经济的对立。这种在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在实行它的经济政策时不能不兼顾到商品经济的力量。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城市的商品经济不够发展，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田赋，而不是商税。即使在清代前期，田赋收入仍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2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一直是专制主义国家统治乡村的大本营，大大小小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政府大小衙门的所在地，是封建政治网络中的纽结。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在城市占有优势，而民营手工业和商业却处于封建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难以发展成为独立的力量。而在辽阔的乡村，直到封建社会后期仍是地主经济占居着统治地位。同时，以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必然实行反映自然经济特点的重农抑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