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国家的阶级基础。在封建社会后期，中西专制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国，地主阶级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地主阶级是农民剩余劳动的主要占有者。而商人则通过贱买贵卖的方式一方面直接侵吞农民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另一方面又间接地瓜分地主占有的农民剩余劳动来发财致富。因此，围绕着农民剩余劳动的分配与再分配，地主阶级与商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当这种争斗一旦发展到白炽化的程度，地主阶级就必然要动用国家这一阶级斗争的工具来打击商人。另外，商人直接侵吞农民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势必削弱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就不能不对商人进行打击。所以，代表着地主阶级物质利益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通过长期的政治实践，把打击商人的斗争总结为一套完整严密的抑商政策而一直延袭下来。
    西欧的情况却迥然不同。西欧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是在封建经济已经解体，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时封建领主已趋衰亡，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末压倒另一方，“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24）。因此，西欧封建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是由相互敌对的贵族和市民共同组成。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保护双方的利益。因此，它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乃是必然的归宿。
    第四，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中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实行不同的商业政策的一个原因。在封建社会后期，西欧社会爆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中世纪的神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教会关于鄙视商业的思想已经不得人心，从而动摇了抑商政策的基础。在这个时期，文艺复兴的浪潮已从意大利席卷了西欧的每个角落，人道主义替代了神道主义，人们的兴趣从禁欲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转向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经济等世俗生活，对黄金的渴望与日俱增，喊出了“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25）的呼声。这就为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尽管也出现过象李贽那样反抗传统儒家思想的叛逆，出现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哲人掀起的“破块启蒙”的进步思想，出现过《红楼梦》那样要求个性解放的小说。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曾反映了中国市民的世俗生活及经商活动；黄宗羲也曾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26）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形成足以掀起轩然大波的文艺复兴式的思想解放运动。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传统的儒家思想依然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轻商思想渗透在社会组织的每个细胞之中。如在明代，政府规定，商贾“不许服用貂裘”，“止衣绢布”；又规定“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27）反映商人地位卑贱低下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成了千年不易的传统观念，在封建士大夫的眼中，商人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虫。所以，抑商政策在中国具有深刻而广泛的思想基础。
    此外，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推行了抑商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人治的封建国家，皇帝的金口玉言就是一部至高无上的法律。因此，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抑或是农业、商业方面，个人都不能在任何地方享受法律的保障。万历皇帝的一道上谕，就能使无数的矿监、税监横行天下，到处勒索商人的资财。而西欧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它们有法治的传统。如罗马奴隶制国家的罗马法，对封建社会后期有着深刻的影响。恩格斯说：“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28）所以这部以反映商品生产、保护私有制为特点的罗马法，能够十分容易地被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改造成为保护商人利益的护身符。再如，中国地大物博，地主阶级通过国内商业和土贡方式，就基本上可以满足其对奢侈品的需求。因此，清代乾隆皇帝曾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9）。这样，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就缺乏内在的活力。可是在西欧，传统的东西方贸易具有悠久的历史，封建领主对东方的香料等奢侈品往往唾涎三尺。因此，东西方贸易历来受到重视，孕育着西欧的商业精神。总之，上述这些历史传统对商业政策产生着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复杂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资本没能在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原因。商业资本的历史使命是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没有国家政权的积极援助，没有工商业范围内合适的政策的确立，这个历史使命是无法完成的。
    注释：
    ①参看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165-166页；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发展史》，第5664页。
    ②杨绸尔：《英国的自由贸易》，1876年版，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第39页。
    ③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247页。
    ④Clive Day: a History of Commerce。New York, 1907, P2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