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对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社会结构的成因，以及它们各自的发展道路做个大略的比较。
    具体比较中、西封建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多方面、多层次地观察社会各种经济、政治、宗法、宗教等力量及其组合方式，就会发现中、西封建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大体说来，西欧封建社会由于经济、政治、宗教等力量的均衡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松散的封建社会结构。而中国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集团在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他们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儒家学说统一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结构形成严密的、一元化的统一整体。
    中、西封建社会结构的显著区别，是有各自的历史原因的。西欧，在蛮族入侵的过程中，不仅加速了罗马后期以来的自然经济发展速度，而且破坏了罗马帝国修建的道路，使贸易中断，城市衰败。尽管蛮族的氏族部落组织已经或正在解体，但不能及时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封建国家来代替原有的统治方式。蛮族贵族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建立一套完备的，集中管理全国政治、经济的行政机构以及常备军等国家机器。由于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足够的赋税以供养军队和官僚，国王只能把土地大量地分给下级武士，作为换取军役等义务的报酬。缺少强大的国家经济力量的结果，造成了不是国家直接控制大量农奴，而是农奴对封建主个人的人身依附。在法兰克墨洛温王朝末年，大量农民甚至中小地主由于贫穷、破产，纷纷向有权势的世俗或教会领主请求庇护。封建领主成了“保护人”，占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封建主个人经济势力的发展又迫使国王把政治、司法、财政大权分散下移。从七至八世纪起，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原来王权所代表的公共权力逐渐失去作用，封建采邑开始成为西欧主要的政治、经济、司法单位，而国家仅仅是采邑的松散联合体。
    在采邑之间以至封建领主之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授土、授职的结果是造成下级对上级的义务关系和上级对下级的权利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无限度的服从和无条件的尽义务。在条件规定之外，上级对下级没有多少约束，所以西方史学家一般都认为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另外，封建主之间的关系也有特定的范围。上、下级领主只凭土地的直接授与和获得来建立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即“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封臣”。因此，虽然西欧封建社会有严格的等级贵族制，但在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没有严格的上下级的制约关系，基本上是平行的松散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国王也只是封建贵族中的一般成员，与其他贵族相比，并没有多少经济上的特权。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王室领地，他不能随意向下级征收赋税和要求下级提供契约以外的义务。
    蛮族在入侵时，尚属原始社会末期，文化极其落后，更没有产生出能够统治国家的政治文化，于是蛮族便利用了宗教文化来统一人们的信仰。而罗马教会又始终控制着宗教权力，使得王权只能有限度地利用教权，而形成政教合一的权力。由于社会缺少政治文化因素，国王把土地分下去之后，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司法单位。到了第十世纪，除德国以外，西欧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权力纷纷瓦解。有位西方史学家认为，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缺少对上的忠诚①。
    蛮族入侵后，为了利用宗教统一意识形态，曾把大量的土地送给教会。因此，王权在利用教会的同时，教会力量也因王权的支持而得到加强，并遂渐成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一部分。但在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帮助罗马教皇建立教皇国后， 教皇开始掌握世俗权力。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教皇成为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的精神首脑，使西欧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万流归宗的形势。教皇在权力鼎盛时，甚至能够罢免、放逐国王。罗马教会与西欧封建势力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同时又是互相制约的。宗教势力的发展使西欧封建社会增加了又一种抗衡力量，并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方式与西欧封建社会有很大不同。中国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没有外来军事力量的入侵和破坏，原有很高水平的政治、经济、文化非但没有中断，而且不停地向前发展。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家族和国家组织是合一的，王不仅是天下大宗，而且有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由于这种社会结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对上忠、对家长孝的道德传统。这种道德观念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一直发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统治，与原有的政治文化和宗法权力相适应，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一整套巩固君权的理论、权术和礼仪制度。这些理论、权术和制度的创立者、设计者，大多是出身于读书人的官僚。他们帮助君主把原来带有氏族血缘关系外壳的国家政治组织，改造成郡县制与官僚制相结合的集权国家。君主的权力由于官僚集团辅佐而理论化、制度化，并不断巩固，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君主为了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必须给官僚以一定的报酬，在经济上扶植他们。刘邦就曾明确指出了君主与“贤士大夫”之间的这种互相依赖关系：“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