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同时，北部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手工工场。但是，由于北方的城市采取种种措施禁止农村手工业，使得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无法存在下去，更不用说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了。这样做，固然消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对城市的竞争，使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几乎全部是程度较高的集中型，然而，这非但不能成为北方资本主义发展超过南方的根据，反而恰恰是北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缺陷，因为商业资本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两条途径之一。由于城市对农村手工业的摧残，使资本主义关系无法在这一领域中立足，造成北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只能单腿独行，极不稳定，经不起风吹浪打。事实也正是这样，莱登城制呢业的手工工场主们，在来自英国的羊毛基本断绝之后，曾企图消极地依靠摧毁周围农村的制呢业来摆脱困境，结果不仅摧毁了周围农村的制呢业，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城市制呢业的衰落。莱登城的呢绒输出量从1521年的28,000匹锐减为1548-1562年间的年产仅7,000匹，后来更降至1,000匹。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使城市经济更加衰落了，出现了农业化的反过程。即使是整个北方，从革命前夕到联省共和国建立之初，大的手工工场也极为少见。⑦阿姆斯特丹、密得尔堡、符利辛根等城市，虽然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但无论是从数量上或是规模上都赶不上南方，产量也比南方少得多。例如，北方制呢业中心阿姆斯特丹，1548年的呢绒产量虽然已达10,938匹，但比南方洪德斯豪特城的同期产量近100,000匹要少若干倍。同时，北方的工业品，除纺织品外， 主要都是为国内消费而生产，这一状况，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背景下，不仅影响了北方工业的发展，也给北方商业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南方由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比较发达，且主要是为出口生产等原因，其商业之发达为当时欧洲所仅见。革命前的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信贷中心，据统计，1560年，该城的居民（包括外国侨民）约有15万人。进口货物总值达3,187万佛罗林，出口额也不相上下。每年有近五千名富商大贾来此贸易，并设有1,000余个外国商号的办事处。与发达的商业相适应，这里的信贷关系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出现了新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近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信贷机构。北方的商业在革命前虽有较大的发展，但其程度和规税都难与南方相匹敌。作为北方贸易中心的阿姆斯特丹的商品贸易额就远远落在南方的安特卫普后面。
    同样，革命前南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也不逊于北方。十五世纪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经济对农村影响的加深，在佛兰德尔和不拉奔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到革命前夕，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便形成了一个人数虽然不多，但经济势力强大的农场主阶层。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从事农业的商品性生产。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剥夺农民的过程，根据荷兰历史学家范·盖诺的统计，在十六世纪中叶，佛兰德尔三分之一的农民或是完全没有土地，或是租了不能养家糊口的一部分土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过活。这种情形，即使是在南方落后的华龙族诸省也同样存在。这些省区中大批失地的自由农民为养家糊口，被迫充当西班牙雇佣兵，就是资本主义关系深入这些地区的特殊表现。与此同时，封建化程度不深的北方，虽然由大富商和资产阶级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已经普遍地出现于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是象德伦特和弗里斯兰这样一些落后省份，封建关系受的冲击也不很大，这些地方的封建贵族，仍然向贫困的农民征收高额的实物地租。因此，在农业方面，南方也没有落后于北方的迹象。
    总之，革命前的尼德兰，无论是从商品经济的发端，还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商业和农业中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上，都难以得出南方经济落后于北方的结论。显而易见，把革命南败北胜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南方经济落后于北方是难以立足的。
    二
    诚然，在尼德兰经济发展的长河中，的确存在过北方大大超过南方的情况。不过，这是革命以后的事情，是革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所引起的。现择其要者，陈述于后。
    首先，革命的不同结局，是南方在经济上迅速为北方所超过的根本原因。“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⑧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推翻维护过时的生产关系的腐朽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便成了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当务之急，尼德兰革命在北方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到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基本上排除了封建关系障碍之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仅菜登城的呢绒产量，就迅速从1573年的年产仅1,000匹猛增至十七世纪初叶的12万匹。 ⑨造船业已跃居当时世界的首位，制造的船舰除供本国使用外，还向英国和西班牙提供各类船只，其造船业之发达，可从俄国著名沙皇彼得大帝装扮成工匠来此学习窥见一斑。航运业同居世界榜首，其商船的总吨位占欧洲总吨位的四分之三，在世界各地都可看到荷兰商船的帆影，成了当时世界当之无愧的“海上马车夫”。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获得了惊人的增长，阿姆斯特丹取代安特卫普成了世界贸易和金融的中心，港内每天停泊的船只达2000艘以上，转销东方、北欧和中欧的各种商品，获利极为丰厚，经济势力大增。南方则由于革命的失败，西班牙盘剥的变本加历，封建势力的反攻倒算，严重地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致使十七世纪时的南部经济处于一个极度萧条的时期。这时，资金不是投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用于生活的铺张浪费。从重重困难中挣扎出来的，仅仅是为满足封建主奢侈生活所需要的地毯业、钻石琢磨业和印刷业，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往往因为工场主不堪经济上的苛捐杂税，政治上的残暴统治，宗教上的血腥迫害，要么关门大吉，要么避走他国，而一蹶不振，贸易量也因此锐减。至于农业方面，也由于封建主大幅度提高租额，而裹足不前。
    其次，北方对南部出海口的封锁，窒息了南方经济。在革命之前，尼德兰就存在着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南方同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北方在经济上的竞争。双方都处心积虑的要打败对手。这便导致了革命胜利后的北方，利用其占据些耳德河下游，以及在南方沿海重要地区设有要塞的优势地位，扼制竞争对手，1585年当西班牙重新控制安特卫普时，荷兰当局就禁止任何船只从大海溯些耳德河至安特卫普。这一禁令在1648年《蒙斯特条约》签订后取得了法律效力。根据该条约，外国货物要抵安特卫普，必须由荷兰船只驳运，并征收高额关税，该规定也同样适合于南部其他地区。上述措施，不仅摧毁了安特卫普繁荣基础的海上贸易，使它无法再起到世界贸易大都市的作用，更加使整个南方经济因无法与国际市场发生正常交往而失出了活力，南方的工商业不仅没随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发展，反因原有的原料和销售市场的丧失而衰落。相反，北部的荷兰在把经济上的宿敌制服得无法动弹之后，拚命扩大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十七世纪中叶，仅在对外贸易方面，荷兰几乎控制了德国的对外贸易，在俄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居于首位，成了波罗的海贸易的主人，该地区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为荷兰人所控制。不仅如此，它还同南方的宗主国西班牙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