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社会地位崇高
    从公元前五九四年梭伦进行改革起，到公元前四○四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止，民主政治体制存在了近两百年。在工商业奴隶主民主派的领导下，雅典成为希腊各城邦的领导者。对于这种民主政治，当时大多数科学家是满意的、拥护的。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最博学的科学家，曾经研究了历史上和当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并写有《政治论》和《雅典政制》等名篇，也提不出比这更优越的政治体制来。因此，科学家们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为民主制度工作，为城邦国家的繁荣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有些科学家本人就是城邦政府的领导人。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科学家的政治地位是崇高的。民主制度崇尚真理，因而必然崇敬掌握真理的科学家。科学家们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向人们说出真理，授人以智慧，对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因此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一些城邦的领袖聘请科学家当顾问，为他出谋划策，因此政治局势更加稳定。不少国家的统治者聘请科学家为其儿子的教师，讲授治国之道，安民之术。许多城邦首脑同科学家交朋友，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伟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就是叙拉古国王希耶隆二世的朋友，国王对他十分尊重，曾经请他鉴定金王冠里是否掺有其他金属，因而促成他发现了浮力定律。⑧至于一般希腊公民，对科学家则更加敬重，为本民族产生伟大科学家而感到骄傲。由于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唯物主义，又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方面有杰出的成就，希腊人为他立了铜像，名扬四海。
    尊敬科学家，最主要的是尊重科学家的劳动，就是发扬科学民主，保障学术自由，让科学家主动地探索各种重大的科学问题。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民主，科学就不能发展；如果没有科学，民主就不是充实的。民主制度是学术自由的前提，而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体制下，科学家有比较广泛的民主自由。首先，科学家有思想自由。他们可以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可以研究任何问题，从社会伦理学、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到自然科学的各种重大问题。其次，科学家有言论自由。他们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开办学园，收徒讲学；可以宣传各种思想，甚至发表反对城邦民主政治的见解，也没有受到限制和镇压。再次，科学家有行动自由，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例如科学家斯特雷托轮流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两地讲学，不受任何限制。绝大多数科学家到过东方国家，埃及和南意大利游历和学习，广见博识，取长补短，促进自身的科学研究工作。
    在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社会环境陶冶下，古希腊科学家们养成了一种良好的治学风尚。他们既是静穆的，又是欢悦的；既是精力旺盛的，又是文质彬彬的；不仅重视现实问题，而且更加崇尚理性，尊重科学真理。他们把知识当作美德，把科学研究看成是幸福的事情，因此为追求真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而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亚里士多德所著《形而上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而德谟克利特说：“宁愿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也不愿去做波斯人的王。”⑨这些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希腊科学家的性格，充分说明了科学知识在希腊世界的崇高地位。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是一颗“王冠上的珍珠”，为了探索科学真理，科学家们终生沉缅在学术活动中，表现了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才能。历史上形成的技术传统，在古希腊人那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并有自己的天才的发展和创造。伊奥尼亚人的特点是富有诗意的臆想，亚历山大里亚人的特点是精密的计算，而雅典人的特殊性格是，把数学和天文学作为真理的测验，把医学作为维护健康和人体美的手段，从而确立了一套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这些，是古希腊科学家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希腊化国家为罗马人征服后，罗马国家继承了古希腊的科学技术传统，在农业和建筑方面还有所创造，其他方面则停顿下来了。到了欧洲中世纪，政治上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思想上，宗教神学统治一切，科学技术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成了神学恭顺的婢女，自由思想被视为“异端”，科学家受到无情的迫害。这样，古希腊民族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就彻底衰落了。
    注释：
    ①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3页。
    ③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4页。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页。
    ⑤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78页。
    ⑥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
    ⑦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哲学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1页。
    ⑧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294页。
    ⑨李志逵主编《欧洲哲学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