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民主政治使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为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文化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文化的创造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它带有个人独立创造的特点，它不可能按照固定的规程去生产，更容不得任何专断和霸道。文化要兴旺发达，就必须要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就必须要有一个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的环境。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在雅典出现了。“要自由，才能幸福，”⑨“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⑩伯里克利向公众演说的这些话，既反映了雅典人对自由的认识，又反映了雅典社会是比较自由的现实。在雅典，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可以对广泛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不触犯奴隶主国家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因为言论和行动的过错而获罪。修昔底德曾借克里昂之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一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当因此而受到处罚。”（11）这种比较自由的状况，对作为精神生产者的雅典戏剧家、艺术家、哲学家等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雅典民主政治时代，雅典很强调“人”的价值。“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12）这是伯里克利公开宣扬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对“人”的了不起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所以雅典政府能够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能够遵循“让人民安静而不要妨碍他们实行自己的计划”的精神去处理公民的生活，（13）而不是使用强制的手段去干预他们的生活，去强迫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作出违背自己心愿的判断。这种对公民人格的尊重，使生活在雅典的戏剧家、艺术家、哲学家等文化活动者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正常的发挥。因此黑格尔说：“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得到了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得到了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4）黑格尔的这段话，的确说明了雅典民主政治对于启迪和发挥雅典人的聪明才智有多么重要！
    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生活在雅典的戏剧家们能够自由地进行创作，他们可以利用悲剧或喜剧的体裁，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他们想歌颂的，讽刺他们想讽刺的，抨击他们想抨击的；哲学家能够广泛地开展对自然和社会各种问题的研究、辩论，宣传各自的观点，坚持各自的主张，形成不同的派别，互相争鸣。在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所以摩尔根说：“雅典人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才取得了智力方面的伟大成功的。”（15）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就是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民主、自由的产物。
    喜剧在雅典的发展和兴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喜剧是一种极富政治性的戏剧体裁，尖锐的批评、辛辣的讽刺是它特具的风格。喜剧这种形式尚在雅典民主政治确立以前就出现了，但在民主政治还不发达的整个公元前六世纪，由于喜剧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它还不能进入城邦正式庆典的大雅之堂演出。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了，城邦的民主空气浓厚了，喜剧才进入城邦庆典，参加戏剧比赛，并在民主政治的极盛时期繁荣起来。这时的喜剧既是公民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也是公民对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民主监督的一个严厉的批评武器。喜剧批评和讽刺的锋芒几乎是无所不及，城邦领导人、城邦机关以至城邦的思想代表，都是喜剧批评和讽刺的对象，就连伯里克利这样一个被称为“希腊第一伟丈夫”，享有崇高威信的最高领导人也不能避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伯里克利坚壁清野的决策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代表农民利益的喜剧家在创作的喜剧中，便把他描绘成一个长了山羊脚的怪物加以讽刺，斥责他是一个胆怯的懦夫。（16）这里，对伯里克利的批评和讽刺是否公正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文艺作品对这样一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显赫人物都是可以公开批评和讽刺的。
    阿里斯托芬是雅典喜剧艺术的妙手，他的作品多是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针砭。对雅典民主政治后期的风云人物克里昂的揭露和批判，是他不朽作品的一个深刻的主题。克里昂是继伯里克利之后执掌雅典城邦大权的激进民主党领袖。他政治上野心勃勃，被历史家修昔底德称为是“雅典公民中的最厚颜无耻者。”阿里斯托芬在《巴比伦人》、《骑士》等剧中，便毫不留情地抨击克里昂玩弄民主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把戏，淋漓尽致地揭露克里昂卑鄙贪婪、阳奉阴违的嘴脸，斥责克里昂是个“大坏蛋”、“小偷”、“贪得无厌的流氓”。阿里斯托芬甚至戴上面具、在午台上扮演这个角色。这种尖刻辛辣的批评和讽刺，激怒了克里昂，便以侮辱雅典城邦尊严为借口，控告阿里斯托芬，企图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在城邦公民大会的民主裁决中，民众的意志并未作出克里昂所希望的判决，克里昂虽然身居高位，也莫可奈何。（17）
    阿里斯托芬如此大胆地批评和讽刺当权人物而没有遭到迫害，这正是雅典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文化生活上的体现。阿里斯托芬在晚年曾夸耀他由于喜剧的创作受过七十五次控告，但每次总是被判无罪，（18）这说明民主的政治对戏剧家的创作是起了有力的保护作用的。难怪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把雅典的喜剧称为是“文明之花，发展的社会性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