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雅典民主政治时代重要的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乐于接近知识分子，热心文化事业并能采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措施。从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我们会发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他们或是精于诗歌、或是长于哲理、或是善于雄辩、或是热心倡导文化。
    开创了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梭伦就是一个大诗人，他博学多识，是希腊“七贤”之一，他的杰出的政治诗歌，在希腊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伯里克利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不但有深厚的音乐和文学上的修养，而且有超群的雄辩的技艺，又通晓进步的哲理。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最高领导人，大力推崇和倡导文化事业，把雅典变成了“全希腊的学校”。从公元前四四七年开始，他就主持大规模地兴建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如帕特浓神庙、雅典卫城正门、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各种塑像、浮雕等精美绝伦、千古不朽的造型艺术，还有剧场、音乐厅等等。不但如此，伯里克利还常常亲自参加主持各种文化活动，他主办过戏剧演出，担任过节日音乐比赛的评判员。伯里克利也非常乐于接近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朋友。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历史家希罗多德、雕塑家斐迪亚斯以及音乐家达孟等，这些人都与伯里克利过从甚密。他的妻子阿斯帕西亚也喜好与学问大家交往，所以学者文人和艺术大师就成了伯里克利家中的座上客，他们的居室便成了讨论研究文化艺术问题的一个场所，成了当时雅典名符其实的一个文化“沙龙”。
    伯里克利作为城邦的最高领导人，在新旧势力的尖锐斗争中，还能够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充当知识分子的保护人，他替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唯物论学说辩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那克萨哥拉通过对陨石的研究，针对迷信学说提出了太阳是火石，月亮是泥土的见解，这一符合唯物论精神的新的见解被守旧分子视为大逆不道，他们便以渎神罪对阿那克萨哥拉提出控告，对此，伯里克利公开站在阿那克萨哥拉一边，以鲜明的态度为他辩护，支持他的进步的看法，使阿那克萨哥拉免遭死罪，得以有机会继续从事哲学研究。（26）著名雕塑家斐迪亚斯，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遭到嫉妒和诽谤，他被控告浪费公款，犯有欺骗和偷窃罪，伯里克利也在法庭上为斐迪亚斯辩护，证明艺术家是无罪的。（27）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亚因为不敬神也曾被人控告犯了渎神罪，伯里克利也极力为阿斯帕西亚辩护，使她终于获得了免诉。
    伯里克利上述诸种举动，说明他对保护知识分子和支持文化事业的鲜明态度。古希腊文化之能在他执政的时代达到顶峰，获得最丰硕的果实，显然同他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庇西特拉图和西蒙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庇西特拉图虽是以一个僭主的面貌出现在雅典政治舞台上的，但他在统治雅典的三十多年中，对文化的发展却有独到的贡献。他倡导成立了希腊最早的图书馆，招募艺术家和诗人来雅典。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整理成为定本并使之成为对希腊人进行教育的不朽教材。后来十分兴盛的戏剧比赛，也是在他的时代才开始得到支持和承认，才成为定期举行的文化活动的。由于他的努力，雅典在他的时代就开始成了希腊文化和教育的中心。西蒙虽是贵族派首领，但他却热心于文化事业，他曾慷慨解囊，不惜自己的财富去资助剧场建设，筹办戏剧比赛。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当索福克勒斯作为一个无名剧作家参加戏剧比赛时，据说他担任评判员，肯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才华，使之上演的悲剧获得了头奖，击败了早已享有盛名的埃斯库勒斯，这使得索福克勒斯走上了悲剧创作的光辉道路。索福克勒斯之能成为第二个伟大的希腊悲剧家，应该说有西蒙发现人才的一份功劳。
    第四，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各种人才。
    对外实行开放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28）雅典和外界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外界密切的交往，开拓了雅典人的胸襟，增长了雅典人的见识，使雅典人能从一个小城邦放眼于更广阔的天地，免于孤陋寡闻和狭隘自大，有利于对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埃及、巴比伦、波斯等都是发展较早的东方古国，在文化上独具特点，雅典通过与东方各国的往来，使古代东方文化有形无形地对希腊产生了影响。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人的生活时曾说：“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的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29）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有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有精神的产品，包括来自希腊以外的音乐、诗歌、艺术和哲学等等。这些精神产品随着雅典的开放政策而源源进入雅典人的生活，在雅典这个自由之邦找到了宜于发展的肥沃土壤。东方文化被雅典吸收，无疑使希腊文化得到了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