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资本主义的预备学校”,断言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封建社会”①的西欧自治城市是怎样产生的?弄清这个问题,对西欧成为资本主义故乡的原因的探索,显然是有益的。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西欧自治城市的产生归功于西欧分封制度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其实,这与史实大相径庭。大量史料表明,西欧的绝大多数城市并不是在封建割据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更不是远离封建统治中心。它们的前身大都是封建城堡、寺院或主教驻节地的外堡。它们赢得自治权也并不都是凭藉暴力,而多是借助于赋税买过来的,或贵族们主动赐予的。西欧城市的特殊政治结构,只有从西欧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从它的经济结构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大家知道,西欧城市于十一世纪初兴起,而西欧各国的封建化过程也于此时相继完成,可见,它们是互相衔接的两个过程。这就为我们指明,找出封建化完成后西欧封建经济结构的特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与中国相比较,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彻底消亡是西欧一个极其突出的特征。 由于战争和征服,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奴隶贸易极为兴盛,奴隶数量甚至比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夕还要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奴隶的处境却随着大地产的增长和自由农状况的恶化而有所改善。“通常,他们都被固着在土地上,独立经营自己的田庄”②;也“能代代相传地保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③;同时,他们的婚姻也被认为是合法的,法律地位也得到提高④。 西欧生产奴隶的消失是比较彻底的。大约八世纪以后,“奴隶制度已迅速衰落,以致到了1000年,作为一个制度来看,实际上它已是微不足道。我们所看到的少数奴隶,不是田间劳动者,而是家庭仆役”⑤。据十世纪的史学家记载,九世纪西欧残存无几的商业(包括奴隶贸易)主要掌握在犹太人手里,他们在德意志东部边境收购斯拉夫和丹麦战俘,将其中的一半集中到凡尔登,尔后卖给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为奴;另一半战俘则转运到威尼斯,由威尼斯商人卖给穆斯林国家⑥。不将奴隶在西欧就地销售,而冒着种种危险运销数千里之外,其原因与以后西欧殖民主义者将黑奴远销美洲相同。西欧没有生产奴隶,因而也不需要外来奴隶以补充其损耗。 与中国相比较,这显然是西欧封建经济结构的一大特点。这点,绝不因西欧有家庭奴隶而有所影响。马克思说:“单纯的家庭奴隶,这里我们都予以考察,他们相当于现在的仆役阶级。”⑦这一论述的根据,显然是家庭奴隶完全退出了生产过程。 与上述生产关系状况相适应的则是各种蓄奴法律和习俗的消失。当时盛行的各种成文法和习惯法惩罚犯罪的主要方法是征收罚金,而不是罚人为奴。 各种蓄奴法律和习俗的绝迹,也就在尔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力地保证了西欧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由于没有这些法律和习俗,也由于遗存下来的马尔克公社的传统权利和民主本能,破产后的农民,要么移民,流亡城市;或参加十字军,而不用使自己或其妻儿沦为奴隶。其时,农奴制度的普及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进步。恩格斯曾指出,这种制度“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奴隶所没有的独立经济。由于拥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能够为自己而劳动,农奴也就具备了发展这个经济的积极性,并有可能因此而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一旦有了财富,他就有可能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使自己的人身隶属关系得到解脱。故此,尽管农奴所遭受的压迫远甚于其它封建劳动者,但毕竟阻止不了农奴发展自己经济的愿望。封建化完成后,特别是十世纪中叶,西欧从萨拉森人、诺曼人和匈牙利人的劫掠下解脱出来而逐步趋于稳定时,他们的独立经济慢慢有所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的日趋活跃,为西欧的工农业的分工和城市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产生什么样的城市却不是由农业生产力决定的。它的产生,有两条道路:一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工商业的膨胀;一个则是直接生产者所经营的工商业的发展。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西欧城市的工商业都起源于封建庄园,是庄园手工业消亡的结果。可见,西欧城市是沿着第二条道路问世的。那么,需要我们弄清的是,西欧领主手中的手工业为什么没有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膨胀,却反而消亡了呢?这里的关键是西欧封建庄园中的那些掌握了某门手艺的农奴,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摆脱了封建主的奴役和控制。 无庸置疑,比起一般的农奴来,这些农奴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的条件要优越一些。因为手工业生产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周期要短得多,也比较容易实行分工和协作;又是复杂劳动,能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剩余产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⑧但是他们的经济的发展,除了上述自身的因素外,还需要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如市场的需求、统治阶级的扶助等。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配合,他们的经济发展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中国封建社会,相当大一部分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的工商业者,长期处于农奴的悲惨境地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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