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说，西欧封建庄园中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的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从可能变为现实，显然是当时的西欧已具备了实现这种转化的各种条件，即西欧的全体生产者已摆脱了奴隶状况。由于具备了这一前提，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各种外部因素，就成了西欧封建主经济得以解决其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
    这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出发的：封建主不满足于自然经济下的简陋生活，他的地位和他的财富驱使他追求享受，希望过得丰裕一点。但是，封建庄园再大，也毕竟范围有限，无法满足他的这一要求。即使将庄园原样地维持下去，也需要向外购买盐、铁、染料等。同时，他从农奴那里压榨出来的自己消费剩余的大量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也需要有个出路。否则，除了任其腐烂外，他们只能用于施舍、蓄养奴婢、大宴宾客。
    不言而喻，此时唯有获得货币，才能够从商人那里购得香料等奢侈品。唯有工商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商品种类增多，从而使这些矛盾得到解决。可是，在农产品的销路十分狭窄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农奴无法将劳役和实物改交货币，也无法增加商品的种类，提高商品的质量。只有手工业者才能将这些变为现实。这不仅因为商品种类的增加、质量的提高，直接决定于手工业者的经济活动，也因为在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手工业品是不难找到市场的；再加上手工业品物轻而贵，可以远销他乡，获得货币和高级商品的可能性远大于农产品。因此，唯有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才能使上述矛盾得到解决。而封建主所面临的工商业又有两种：一是农奴独自经营的个体生产，这是大量的；另一个则是领主自己的手工作坊，这个为数很少。这两种手工业都是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封建主要想解决他面临的上述矛盾，只能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通过发展这两种工商业来解决他面临的经济矛盾。
    发展自己的手工作坊，创办自己的商业，一些封建主，尤其是教会、寺院曾作过这种尝试。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尝试曾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到十一世纪左右，领主的商业代理人即已逐渐摆脱封建主的控制；十二世纪时，领地手工作坊也基本消失。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关键就在于这些领主工商业中的劳动者不是奴隶，而是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的农奴。他们和其它农奴一样，对领主的商业和手工作坊中的强制劳役失掉兴趣，而将其劳动热情和智慧都用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上。而当时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封建主为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所提供的各种物质手段，都是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可予利用的有利因素。其结果，也就必然使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朝两个方向发展。在日益富裕起来的农奴面前，封建主抛掉自己的管理不善的商业和手工作坊，让农奴缴纳货币或实物以取代劳役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封建主解决上述经济矛盾的另一办法是给自己领地中掌握了某门手艺的农奴，以及领地外的给他带来货币和商品的工商业者的活动提供方便。
    由于这一方法符合工商业者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的愿望，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封建主获得货币和商品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欧封建贵族对工商业者一般都采取了双重态度。既压迫，同时又给予扶助。至于这两者中，谁是主要的，则因人因时而异。在城市的兴起尚未威胁到贵族根本利益的时期，一般封建贵族都抑制不住金钱的巨大魅力，对上述两种人大都采取了扶助的方针。他们率先将手工业者的劳役及实物租改为货币租，并开设市场、保护商业往来。为了吸引工商业者，修道院长、公爵、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皇帝，“都以非凡的热情”，“建立了数不胜数的城市”⑨。并提出了富有引诱力的条件，例如“轻的规定的课税、宽大的司法”、“营业的场地、住房等等”⑩。有的甚至直接赋予或确认了城市的自治权。如鄂图诸帝在意大利就系统地推行了这一政策。“全部意大利，由于这个变更而改变了面貌。”（11）
    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具有发展其独立经济的上述种种优越条件，当然会使他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他们由此而积累起来的财产，既可以满足封建主对货币的需要，也使他们拥有赎免劳役的手段：这自然使对封建主和农奴手工业者双方都极为有利的货币租发展起来，并使它逐渐代替劳役租、实物租而成为代役租的主要形式。
    这种代替与城市的兴起是一致的。现代的大量研究成果已充分证实这一点。例如十二、三世纪时，在英国“庄园法庭的文件中，再没有比这种更普遍的记载了”（12）。与此相应的是，“在十一世纪和以后的几个世纪，”西欧各地“出现了大量流浪的手工业者。他们定居在商业小村镇里、十字路口、封建城堡和寺院的围墙下”（13）。“这无疑是“徭役和实物代役租部分转换为货币代役租的结果”。而这种转换，在当时并不是农奴中的普遍现象，它“最初只涉及领地手工业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