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恒河平原城市化是和北印度部落社会转变为国家的过程密切相关的。这个时期是高级氏族世系转化为王权的时期，也是家族取代部落成为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基本单位的时期。在这期间，佛教作为一个非正统宗教成为北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这些政治变化和宗教变化使得恒河平原的城市化具有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究竟怎样互相作用，怎样影响城市化过程的呢？本文就想从商人阶级这个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随着考古发掘和对世界早期文明历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关于城市化的特点和动力的理论研究也有了发展。戈登·蔡尔德区别早期城市和村落的十条标准②是很全面的，然而对早期城市中心的形成缺乏系统的分析。亚当斯把这十条标准分成两类。一类是涉及城市起源的主要因素，如生产的剩余和阶级的分化。另一类是次要的特征，如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的出现和居住区的扩大③。亚当斯对于什么是城市化的动力这一问题也与蔡尔德的看法不一致。蔡尔德把物质的剩余看做是出现城市的先决条件，但是亚当斯指出，除非国家和城市机构对剩余物质加以利用，否则剩余物质可能永远是农村社会的奢侈品。A.高什将这个论点运用到恒河流域的早期历史城市，也认为“一旦具备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剩余产品也就不存在了”。④由此可见，行政组织和商业团体是促进剩余产品生产的动力。
    然而，如果我们不考虑到生产能力和社会分化情况（因为生产能力的提高使人们获得剩余产品，社会分化使人们产生对剩余产品的需求），就会立即发生先有剩余产品还是先有需求的争论。就恒河流域而言，当雅利安部落从恒河流域西部移居到恒河平原中部时，生产方式确实发生了变化，即从耕种小麦转变到耕种水稻和广泛使用铁器，人们因而采取了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这就创造了剩余产品，并且使社会分成了两大对抗部分--有统治权的刹帝利部落和组成劳动力的人民大众，即奴隶和佣工。与此同时，由于把比哈尔南部的铁运输到广大的农业地区，所以产生了一批流动的铁匠，而他们又在各村庄间游串，进行与其职业有关的商品交换。总之，在佛陀时期，恒河中部平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农业已能生产出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而统治阶级需要剩余产品供其消费和换取奢侈品。此外，还有一些初级的商品交换活动。
    宏伟壮观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与此相反，恒河平原的早期遗址，如舍卫（Sravasti）、王舍城（Rajgarh）和憍赏弥（Kausambi）， 却令人吃惊地没有留下任何大型建筑物和寺庙，尽管文字记载中对城市生活有详尽的描述。由于没有大型建筑物和寺庙的遗址，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豪强和宗教机构是如何参与城市生活的？换言之，谁是促进城市化的主导力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恒河流域早期城市的特征以及它们对君主国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成为商业中心的城市
    印度早期城市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因素，这是印度考古学家争论不体的一个问题。迪利普·K·查克拉巴尔蒂认为， 早期历史城市中心的共同特点有三，即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当地的农业基础，都控制着主要商路，都是政治中心，而这三者中以政权为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政权既能调动剩余农产品，又能组织贸易⑤克里希纳·德瓦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城市和乡村都同样需要政治中心发挥它保证安全的作用，城市与乡村的基本区别在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专业化⑥。A·高什和B·K·塔帕尔都认为印度早期城市的形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高什批评说，过份强调政治因素是由于过份相信文字资料的缘故⑦。
    考古学家们认为古代构筑的设防工事足以证明当时的城市具有政治和军事作用。在城市出现以前很久，作为政权堡垒的设防地点就已经存在，但问题是城市中心是什么时候开始为它们自己筑垒设防的。查克拉巴尔蒂说，政治力量是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他认为王舍城、瓦拉纳西、憍赏弥和邬阇衍那是“历史上最早设防的城市居住区”。⑧在查克拉巴尔蒂的论文发表之前三年，M·S·马特⑨早已指出，恒河流域城堡的出现不早于公元前五世纪。通过对所谓城堡的结构和位置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较早的邬阇衍那、憍赏弥、王舍城等处的土墙是城市防洪堤。后来，邬阇衍那和憍赏弥的防洪堤改建成了军事工事。从公元前八世纪起，舍卫城就有人居住，到公元前260年，这里已有土墙围绕。高什进一步强调指出，舍卫城的军事堡垒的出现要比北方黑色磨光陶堆积层晚得多，也就是说，军事堡垒是在城市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北方黑色磨光陶是代表早期历史城市的陶器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