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货币租成为代役租的主要形式，领地手工业者大都获得了离开庄园的权利。因为在规定他们缴纳货币租的同时，必须给他们以获得货币的机会。
    除合法离开庄园外，还有一些农奴是非法逃离庄园的。但这种人在城市获得自治权之后才日益增多，因为唯有那时城市才有权保护他免遭追捕，而在城市初期，他们并不是城市工商业者的主要成员。再说，逃亡农奴之所以能移居城市，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上述西欧封建经济结构的特征所造成的客观环境。如果西欧城市如中国城市那样，大多数工商业为封建国家和地主所控制，那农奴即使逃亡城市，也很难安身，更谈不上发展他的独立经济。东欧两次农奴化时期，波兰的“农奴们主要逃亡到德聂伯河一带的草原，而不是城市”（15），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随着庄园里的农奴手工业者的相继外出，庄园手工业也就自然随之瓦解。一些学者曾论及这一情况：“在十二世纪，各地方的作坊都没有了，人们也就让它们这样消失下去。”（16）
    领地手工业的消失也就是城市的兴起。外出的农奴汇集于那些能够给他提供安全、原料和销路的城堡、主教驻节地和城堡的周围，他的产品也就变成了商品，他也就因此而一身二任，变成了商人。他们的所在地，也就因此有了建立城市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础和骨干力量，也有了发展工商业所必不可少的市场。因为庄园手工业的瓦解使他们的所在地成了工商业品的供应中心。
    在兴起城市的居民中，除了这些人外，还有获释的农奴、自由农、犹太人等。但是，不论他们的来源如何，他们都不是奴隶，而是已经摆脱了封建劳役，并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的劳动者。由此也就决定了西欧城市在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上具有中国封建城市所不具备的两大特征：
    一、生产关系上不仅根绝了奴隶制，也消灭了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和生产者相脱离的封建劳役制。
    二、由于摆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直接生产者相脱离的上述这些古老的剥削方式，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已经合一了。这就是说，一切直接生产者都是利用自己的生产条件经营工商业，与此同时，不直接从事工商业的人，包括封建主，当然也就不拥有工商业的所有权了。可见，工商业者和封建主之间在经济上的界线是截然分明的。经济上的这种分野显然也就表明，一个在经济上和封建主阶级截然对立的独立的市民阶层形成了。
    中国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城市工商业者，不论是直接生产者，还是所有者，其身份、经济、社会地位则比西欧复杂得多。在所有者方面，有封建国家、官吏、地主、大商人、大作坊主、小工商业者等各种人物。其中前三者的工商业在城市工商业中所占比重极大。唐长孺说，各种官营手工业，“在封建社会前期的城市手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官府作坊以外，城市中私人手工业是微不足道的”（17）。明清时，这种情况仍未根本改变。如景德镇，明中叶时仍“多官府造作之所”，官窑多达五十八座，民窑则仅有二十座（18）。
    商业方面，明清时，湖广一州的城市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19）“通衢诸细布店，俱系宗室。”（20）苏松一带的商业，明末竟为大官僚徐阶、董其昌独占。这些工商业中的生产者除封建社会后期有少数是雇工外，绝大多数是奴隶、刑徒和系官人匠。大量史料表明，直至明清，奴隶仍是其中的骨干。他们不仅是一般的劳力，也是其主子的代理人。例如《明史》中几个提到当时官吏工商业一般情况的奏章和诏令中，都明确指出“家人奴仆”是官吏用来作行商的主要人员（21）。
    东西方城市阶级结构上的这种巨大差别，对城市能否取得自治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欧城市的工商业者既然形成了一个与封建主截然对立的独立阶层，那末，这个基于共同经济基础的阶层，必然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共同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必然同样感受到封建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市民阶层必然为摆脱共同敌人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可见，因工商业者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而产生的市民阶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它和封建主之间的敌对关系，是西欧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得以发生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是这种斗争所以取得胜利的关键。
    马克思说：“分配的机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机构。”（22）西欧城市的工商业主要归工商业者自己所有，而不归封建主，这就决定了在工商业收入的分配上，前者能够获得其中的大部份，而后者则只能通过收取役租、人头税等分点濡沫。工商业利润的这种分配状况，也就使市民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同时，也使它和封建主之间的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因为封建主的主要收入地租，因农业的发展十分缓慢及惯例、习俗的限制而几乎毫无变化。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通过赎买、包税等经济途径或武装反抗等手段，先后在西欧各国，不论是分裂的德国，还是拥有强大王权的英国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