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下面，再对中古法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与法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些考察。
    国内史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似乎劳动者生活状况好，社会发展必然快，劳动者生活状况差，社会发展必然慢。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在中古法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并行不悖的。
    首先，法国农民生活状况本身受着各种因素的规定和制约，尤其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
    五--九世纪，农民生活很苦。究其原因，除了蛮族入侵破坏了农民从事生产所需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外，关键在于生产力落后。这时，铁制工具很少，农民使用的工具大部分是木制的。据安那贝王室领地的财产清册记载，一个耕种一百多公顷土地的庄园，全部铁制工具仅有两把铁锹、两把长柄镰刀、两把普通镰刀，其余工具全是木器。在科尔比修道院，仅有两把铁铲、六把铁锄、两把普通镰刀和一把长柄镰刀。（39）重犁虽也见到，但由于牵引动力缺乏，制作又需要较多的铁，价格昂贵，所以很少使用，农业大多是使用不能深翻土地的轻犁。（40）三圃制大约在八世纪卡洛林朝时已采用（41），但并未得到推广。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落后，决定了这时粮食产量很低，也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种状况下，农民生活困苦，毫不费解。
    十一--十三世纪农民生活有了很大转机，首先应归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是生产工具的改良。卡洛林朝时，许多新的铁矿被开采，铁制工具此后大为增加（42），新的生产工具相继出现。例如，十世纪发明了一种新型砍斧，对于当时的土地垦殖起了重要作用。（43）最有意义的是带轮重犁的推广。重犁的采用，使法国北部淤积地得到翻耕，发挥了地力。重犁能深翻土地，使采用轻犁所需要的交叉耕耘不再必要，大大节省了时间；第二是马具的改良和马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中世纪早期，由于马具落后，马一般未当作牵引动力用于生产。八世纪后马具渐得改良：给马钉铁掌和使用新挽具。（44）这样，马便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主要牵引动力。十世纪后，马拉重犁在法国北部已成为普遍现象，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三是三圃制的推广。三圃制的采用，扩大了土地利用面积，也丰富了作物品种。生产技术的这三大变化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能够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财富，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生活好转的另一原因，是封建生产关系有了一些变化。约自十一世纪起，法国庄园制开始走下坡路，农民担负的劳役租减少，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份地的经营。许多农民开始摆脱农奴制的枷锁。经过农民的斗争，封建主的剥削也固定化了，不能再向农民任意榨取，农民的负担相对轻了一些。
    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上半叶农民生活转向贫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发展的速度。从1086年到1348年，法国人口增长了大约三倍，而相应时期社会生产力并没有较大提高。十三世纪末的法国，已没有什么土地可供垦殖，人口增长，自然导致农民人均占地数量减少。为养活更多人口，农民被迫加强土地利用，这又导致肥力不足、土地贫瘠，因而单位面积产量无法增长。二是封建主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这时，除个别封建主加强了劳役租外，大多数封建主增加了实物和货币租，各种封建剥削占农民收入的一半。这一比率显然高于十一--十三世纪中叶。
    灾疫（主要是黑死病）和百年战争的战乱是造成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中叶农民困苦的两大主要原因。
    十五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主要是因为百年战争后的经济残破迫使封建主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例如在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地产上，每阿帕土地的平均地租，1350年是84丹尼尔，1450年是55丹尼尔，到1478--1480年仅仅30丹尼尔，在许多因灾疫和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封建主还常常完全豁免地租，以便鼓励农民开垦荒地（45）。在巴黎附近圣丹尼斯修道院的土地上，地租率从1429年至1431年降低了50％，1451年后，比1429年仍降低1／4至1／3。（46）
    十六世纪后由于封建剥削加重，大多数农民经济状况变坏。在巴黎地区，1520-1560年间，封建地租增长20-40％。在朗格多克，1550-1650年间封建地租剥削翻了一番。（47）尤其是封建国家日益加重的赋税剥削。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后的三百年中，国家赋税增长幅度如下表所示：
    
    由于许多阶层是免税的，如大革命前，法国约有11-35万贵族和39000-51000买官者豁免赋税（48），巴黎等大城市的市民也通常免交某些直接税（49），因此增加的赋税主要压在农民头上，农民生活步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