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制
    公制是创新的单位制度，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基于科学的原则，满足日益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图/邦佐
    1814-1815年，法国历史进入复辟王朝时期。不过波旁王朝的复辟绝不意味着旧制度的回归。就连极端保王党人也说：路易十八所登上的不是祖先的御座，而是拿破仑的。当时的观察者意识到：经过大革命，法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历史学家则试图更为清晰地揭示大革命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给法国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正如彼得·麦克菲所言：1799年，经历过革命的法国人，无论情愿与否，都会承认他们所处的社会与十年前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革命前基于特权的社会消失，一个基于权利的社会正在形成。
    革命让特权受到极其严重的挑战
    只要稍加研究，人们就会发现特权是革命前法国社会的基础。特权得到认可，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等级制本身就是特权的体现。不仅教士和贵族享有荣誉、司法及税收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就连第三等级的成员也或多或少地追求和利用特权。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特权就意味着控制排他性的社会资源（如土地、职位）；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第三等级中，最富裕者常常通过卖官鬻爵获得爵位或者高级职位，亦有人通过婚姻成为特权者。中等阶层、专业人士或手工业者利用排外的团体，如行会，来维系从事某种行业的特权。一般手工业者要通过购买行会师傅身份的方式，来获得从事相关经营的许可。外省市镇大多实行“经济自卫”，排斥外来者，垄断本地市场。从省、城市到市镇都各有其特权。这导致了不少批评，批评者要求向有识之士开放职位。
    这样的特权社会，在旧制度后期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它不时与试图中央集权化的绝对君主制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税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按惯例，教士可以免纳捐税，每年只缴纳一种名为“无偿捐赠”的贡金，数目由教士大会决定；贵族要缴纳一定的税收，但免于缴纳诸如人口税、盐税等税收，也不用服修路劳役。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王国政府开始进行改革，试图向特权等级征税。如1774年，杜尔哥任财政总监期间，就试图取消修路劳役，代之以一切等级均需缴纳的道路税；取消领主的酿酒专利权，取消行会管事和师傅身份。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坚决抵制。法官们使用了一种为特权辩护的语言。他们说：他们免于劳役的特权，是一种合法权利；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最终，杜尔哥的改革因特权者的反对而失败。1786年，卡罗纳的土地特征税改革同样因受到巴黎高等法院的反对而无法实施。另一方面，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关于民族、权利的观念和语言开始为更多人——尤其是社会精英，也包括特权者——所熟知，甚至接受。这种语言强调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主权的重要性；它既谴责君主制的专横，谴责政府不经民族代表的同意随意增税；亦反对特权和不公正，反对纳税豁免权。至1788年，政治危机加深，“贵族反叛”出现，政府被迫宣布将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
    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各地应国王要求提交了几万份陈情书。特权的语言与民族及权利的语言令人惊奇地并存于陈情书之中。比如要求统一度量衡的公制。这些来自于不同地区的陈情书几乎都表达了类似的诉求：要求控制相关社会资源，并宣称对这些资源拥有特权。地方的特权几乎没有遭到质疑。同时，又有许多陈情书抨击国家税收；反对特权等级的税收豁免权，要求三个等级公平纳税；抨击领主制度，要求废除各种特权，以重获“法兰西的自由”。陈情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法国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和法国人的某些心态，反映了一个特权社会在面对权利语言时的接受和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