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奉请”的史料并不是某一位编年史家的杜撰，而是11世纪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符合实际的记载。只不过在1113年以后才被基辅的编年史家，按照“诺夫哥罗德的款式”郑重引入了《往年故事》中罢了。对1113年版本的增削，也绝非是编年史家的个人好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的景背。
    11世纪末，基辅罗斯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地方性的经济、政治中心开始形成。以此为基础，各地自选王公，建立地区性封建公国的趋向日益加强。此时，诺夫哥罗德人想摆脱基辅大公政权的愿望已经表现出来，而和瓦兰几亚人频繁的贸易联系，则更促进了他们的独立倾向。所以，诺夫哥罗德人把自愿奉请王公这一历史事实写进11世纪的编年史，乃是向基辅政权的一种政治挑战：它一方面企图强调，人民奉请王公的举措，古已有之；另一方面，把这个问题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对于基辅来说，采纳“奉请”的款式，也非偶然。1113年基辅市民和城郊农民的起义，可说是推动编年史家采纳“诺夫哥罗德款式”的动因，而莫诺马赫在贵族“邀请”下，率军进入基辅，镇压了起义者和贵族反对派，从斯维雅托波尔克世系中继承了罗斯的大统，俨如留里克862 年从诺夫哥罗德的贵族手中夺取政权这一事件的重演。从这一意义上说，留里克正可影射为莫诺马赫。所以，新的基辅大公莫诺马赫为给自己的政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并维护基辅在全罗斯地区的中心地位，则是采纳“奉请”这一款式的政治目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五年之内，《往年故事》竟三易其稿。
    时过景迁。12—13世纪，基辅罗斯国家政治上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人对罗斯的征服和长期统治，使“奉请”的公式早已失去了任何现实意义，甚至已被多数人忘却了。不过，它做为史实材料，被后世编年史家保留了下来。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在经过了六七百年之后，到18世纪中叶，这个起源于11世纪编年史上的“瓦兰几亚人问题”，却突然在被德国人控制的彼得堡科学院中获得了“新生”，并被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即罗斯国家起源于诺曼人的学说，围绕着“奉请”这个中心问题，在史学界立即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诺曼派和反诺曼派。
    （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这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于其说是学术问题，毋宁说具有更强的政治特色。
    18世纪，特别是彼得一世执政期间（1682—1725年）是俄国由中古的野蛮落后状态向近代国家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彼得为了克服国家的落后面貌，强化和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甚至生活习俗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列宁在分析彼得的改革时指出：“彼得大帝在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取西欧成果……在反对野蛮势力时，决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11）。但是，彼得的改革并没有触动封建农奴制度的根本，因此，和当时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相比，俄国仍然是落后的。这种落后状况，使彼得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对外国人过分迷信的心理。到18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更发展成了对西方文明奴隶式的崇拜。特别是从俄国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统治期间（1730—1740年）开始，德国人大批涌入俄国，以恩·比隆为首形成了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德国贵族为核心的所谓“库尔兰帮”（12）。德国贵族对俄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他们身居政府的要津，控制科学及教育事业，在俄国积极推行“德国化”政策。这种奴化政策和当时逐渐高涨起来的俄国民族主义思想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波尔塔瓦决战的胜利（13），成了俄罗斯民族骄傲的象征，标志着俄国已跻身于欧洲大国之林（14）。但是，俄国的胜利不仅震惊了西欧，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对俄国的仇视。这种情绪不光在国际事务中表现了出来，随着德国势力的增长，从18世纪中叶起，在俄国国内也得到了反映。瓦兰几亚人问题就是这种情绪以学术方式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回响。
    首先挑起这场争论的是彼得堡科学院的德籍院士巴耶尔。他是一个接近安娜·伊万诺夫娜宫廷的人。他对《往年故事》中关于罗斯的首批王公来自瓦兰几亚人的记载极为关注。对于巴耶尔和他的德国同事们来说，这段史料主要证明了东斯拉夫人是被瓦兰几亚人征服的一个民族，这些来自异邦的瓦兰几亚人乃是俄罗斯国家的创立者。现在被俄国战胜的瑞典人恰巧是他们的祖先。巴耶尔等人在探讨关于“奉请瓦兰几亚人为王”的传说所抱的主要动机是用俄国的过去来羞辱俄国人，也就是说政治目的是首要的。因此，以米·瓦·罗蒙诺索夫为首的一批俄国学者奋起和巴耶尔进行的关于瓦兰吉亚问题的论战，更确切些说，是围绕着瑞典问题展开的。留里克的影子，这时已变成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俄国在波尔塔瓦决战中的胜利，虽然沉重打击了查理十二世的自负和野心，但巴耶尔等人创立的和留里克相联系的俄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说，则从“俄国…的过去”（15）打击了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可以说，这是巴耶尔等人从政治和思想上对波尔塔瓦的一次报复。
    在这场论争中，俄国政府却采取了一种默许和支持诺曼论的态度。因此，在俄国，直到十月革命前，诺曼论始终是一项被官方所接受的理论（16）。它在俄国贵族、资产阶级史学中，占据主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