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毋庸讳言，大屠杀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并非仅止于纳粹屠犹。以20世纪来看，1915—1922年间就有150万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当局杀戮；日本侵华期间仅在南京就屠杀了34万中国人；1967—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有100万非洲伊博人被杀害……而就人口死亡数目而论，在美国第一颗原子弹下丧生的有13万人，第二颗原子弹下丧生的有7.5万人。对纳粹分子来说，他们屠杀的不仅是600万犹太人， 还包括500万非犹太人，如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也就是说，他们的暴行戕害了1100万条性命。在西方，有一种观点便认为Holo-caust应指1100万人的杀戮。如美国总统卡特的定义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600万犹太人和纳粹主义的其他500万牺牲者”、“有系统的、国家鼓吹的对600万犹太人和500万非犹太人的消灭”⑦。那么，是不是还有必要强调600万犹太人死难者的独特性呢？相对于500万非犹太人的死，纳粹屠犹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相对于历来的大屠杀，纳粹暴行的独特性又体现在哪里？显然，不解决这些问题，就很难称得上对纳粹屠犹进行反思。
    著名犹太问题研究学者耶胡达·巴勒（Yehuda Baner）为Holocaust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定义“对一个种族有计划的、彻底地歼灭，及其准宗教启示性的意味”（the planned, total annihilation of an entire community and a quasi-apocalyptic, religious component）⑧。他认为卡特作为总统，讲话时当然应是纪念所有纳粹主义的牺牲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巴勒的观点在西方研究界得到普遍接受。我们也认为他的这一定义是合理的。定义本身并不包括大屠杀的一切内涵，但它确实揭示了纳粹屠犹的独特性所必需的两个因素，使其与纳粹屠杀500万非犹太人及其它大屠杀区别开来。本文以下试作较为全面的阐述。
    首先，600万犹太人的死亡之所以与其它500万死难者区别开来凸现，并不是由于任何牺牲者所具有的独特命运，而是因为谋杀者的独特意图与对被杀者的独特影响（影响问题本文第三部分将专门论述）。600 万犹太人的死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并不是炮弹不加分别发射或者致命武器无选择降落的结果，也不是驱使纳粹杀死苏联战争罪犯和波兰精英的野蛮暴行扩张的牺牲品”⑨。希特勒把犹太人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因为马克思就是犹太人，他叫嚣犹太人密谋在欧洲充当主人的位置“犹太人全是国家社会主义国际阴谋的一份子”，这势必威胁德意志纳粹政权所致力于达到的目的。纳粹头子之一海德里希的副官埃里克·多尔夫在日记中写道：“海德里希说我们是进行一场双重战争，一重是对付外国军队，另一重是对付犹太人的阴谋”。⑩而如前所言，纳粹反犹、屠犹的依据是种族论，消灭不适合狭义完美的所有人的社会、生命、计划生育的罪恶形式——“低等种族”犹太人当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这与对待波兰人、吉普赛人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种族”在纳粹政策中的根本影响。纳粹有计划地摧毁波兰人的知识界，使波兰青年一代德国化，这个计划是使波兰人成为对德国驯服而且有用的人。吉普赛人中也有很多遭到纳粹屠杀，但德国对于吉普赛人并没有清楚的种族政策。德国主要把吉普赛人看作一种反社会的因素，包括小偷和流浪者，而不是一个要消灭的种族集团。直到1941年8月，德国官方还作过两个基本分类， 把本地吉普赛人与外国的分开。土著的指15世纪以来居住在德国的人，有权享有德国法律的保护。这种区分减弱了吉普赛人的种族性质，加深了游牧吉普赛人是反社会的思想。故死难者主要是许多无依无靠、犯了罪、失业的吉普赛人。只是在战争最后一年纳粹思想家开始把吉普赛人不仅看作一种社会不良分子，而且看作种族不良分子。像吉普赛人一样，同性恋者也遭到逮捕和禁闭，许多乌克兰人被送往集中营。但是，他们都还有希望生存，而所有犹太人都处于死亡的判决之下。对于犹太人来说，驯服是不够的，纳粹所要杀害的是每一个犹太人，最终歼灭犹太人，不管他们对德国人会不会有用。从种族主义出发，犹太人根本就不具备生存权利。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阐述600 万犹太人被害者的独特性时说：“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上的任何人策划并参与了这种有组织的屠杀，与过去存在的所有的谋杀罪孽是有着根本区别的。”（11）
    第二，在纳粹屠犹的过程中，现代与原始、科学与愚昧、法制与野蛮、理性与疯狂等二元对立的因素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构成这出德意志拯救剧中的“反讽”张力，堪称人类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大景观。这出“拯救剧”历时十二载，演员不仅仅是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整个德意志都陷入了所谓“迷狂”的境界——国内学者往往将之释为德国民众被希特勒的言辞所蛊惑。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我以为个中主要原因应从两方面寻找。一是与宗教心理、经济危机紧密相连的德国人历史已久的反犹意识——本文第一部分对此已作论述。宗教对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影响之大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所难以接受的，中国从上古起就有一种非宗教化的倾向，而无论基督教徒还是犹太教徒——尽管他们是敌对的，却都采取了一种“祭神如神在”的态度。犹太人即使流散世界各地，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上帝选民”的意识息息相关，他们很多人宁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而基督徒亦真诚地相信是犹太人杀害了基督，使世界失去了拯救的希望。视之为死敌，在宗教的层面上当也是有理可循。“要是犹太人真的犯下了弑神之罪的话。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不是不可信的；反对犹太人的一切行动都不是不可能的。”（12）历史上的宗教反犹主义决非不是一种非常态现象，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它显示了宗教力量的伟大。而当这种宗教问题与经济危机相撞时，冲突就更为激烈，“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中，反犹主义浪潮都会上涨，尽管犹太人通常对当时面临的问题的促发毫不相干”。（13）可以说，在千余年血雨腥风中，反犹已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积淀在德国人的民族心理中，这种集体无意识为种族主义者鼓吹的人种论，为当时恶化的德国状况所触发，变得强烈，掀起德意志拯救戏剧一幕又一幕的高潮。二是值得思索——为希特勒所“蛊惑”的并不仅仅是普普通通的民众，德国的文化精英几乎都与屠犹有直接间接的联系，而大学校园在一开始就充当了反犹的先锋阵地。如1933年4月13日， 各大学都张贴了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几条守则，诬蔑“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到1934年2月7日公布的学生会章程中，确认宣传反犹主义合法化。希特勒的反犹逻辑不仅出于他早有的对犹太人的私人愤恨心理，他是有德国哲学家的理论作基础的。如他汲取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超人”哲学，宣称“民族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基本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主义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14）而《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史宾格勒所主张要建立的独特文明说——“由‘超人’式的伟人所主宰，把普鲁士精神、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化”，“成了后来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具。”（15）如果说尼采等人的思想只是为希特勒所利用了，张伯伦、鲍姆莱尔的哲学思想则是直接为法西斯屠犹服务，他们本人的意愿也是如此。张伯伦在1899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认为“雅利安精神与犹太精神的结合”，“是巨大的危险”，“如果德国人不统治世界……那么它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他在1923年时会见了希特勒后说“德国在极紧迫的时刻诞生出一个希特勒。这证明它的生命力，同样证明了它的作用”。（16）生命哲学家鲍姆莱尔则是赤裸裸地鼓吹希特勒是“现实的”，“是生命的体现”，“顺天应人的领袖的人格，乃是整体的命运所赖以表现的舞台。”（17）……在西方传统中，哲学被视为远高于文学等的“至上”学问，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中，便是根据神的意志，让天生“具有统治的能力而适于统治人”的人，即哲学家，来当王。黑格尔以为“文学发展到最高阶段，便与哲学相连”。然而哲学发展到20世纪，成为杀人魔王的帮凶，成为泯灭一个种族的鼓吹工具；德国，这个盛产哲学头脑的民族竟然变成了一头疯狂的野兽，这恐怕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他们后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所无法想见的。如果仅称其为哲学的“异化”，哲学家的“堕落”恐怕都过于简单化了。其实“堕落”的不仅仅是哲学家。在一个为法西斯暴行辩护的所谓《文明世界的宣言》上面有93个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和牧师所签下的93个尊贵的名字，而在另一个反法西斯宣言《告欧洲人民书》上签名的一共有爱因斯坦等4人。93∶4这是一个有力的讽刺，向人类的良心、理性挑战，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而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屈从于权力者意志，也就不是值得奇怪的景况了，更何况从德意志的国民性看，“君主国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根深蒂固”“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出现的新的更有毒的民族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18）文化精英把这种“国民劣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实很难要求普通国民们觉醒抗争。用恩格斯“合力论”的观点来看，席卷全德、自上而下的反犹、排犹、屠犹狂潮确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强调席卷性，决毫无开脱希特勒及其党徒罪责之意，只是以为探讨纳粹屠犹问题仅把目光集中于纳粹党的范围是不够的，不免有失于狭隘和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