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屠犹的灾难性影响并不仅止于此，还在于给幸存的310万犹太人及后来者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近两千年来，犹太人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中，经常遭迫害打击，以至流离失所，但他们文化的根没有断，他们对救世主的希望依然强烈，执着地相信弥赛亚一定会到来。纳粹屠犹的严酷现实把幸存的犹太人抛入绝望的深渊，不仅弥赛亚变得渺茫，而且对人作为人的价值都开始发生怀疑。他们曾把上帝看作一位仁慈的父亲，但是纳粹的残暴推翻了哪怕是仁慈的幻想。上帝根本就没有在他们最需要他的时候帮助他们，相反似乎是推波助澜，替法西斯屠杀卖力。他们实很难再把上帝与美德、爱、仁慈或者有力相联系。正如一位幸存者西蒙·魏森瑟尔1945年所说：“像我这样的人不需要房屋，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房屋，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庭——我们失去了对仁爱、友谊、正义的信念，而没有这些信念，我不能重新开始。”（21）纳粹屠犹不仅使每个犹太人而且迫使犹太教自身思考其根本的信仰。
    纳粹的历史文献可能会客观地记录下犹太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但却无法准确深邃地反映他们的精神伤痛。而作为“人学”的文学恰恰能充分发挥其描摹精神状态、刻划心理波澜之能事，使后人对纳粹屠犹的灾难性影响有更为感性、深刻、立体化的认识。 如在著名犹太作家辛格的代表作《莫斯卡特一家》（TheFamily Moskat, 1950）中，作家以莫斯卡特家族两个人物的对话隐指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
    赫兹·耶诺弗突然流下了眼泪。他拿出一块黄手帕擤了一下鼻子。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情。“我已经没有力量了。”他抱歉地说。犹豫了片刻之后，他突然用波兰语说：“弥赛亚就要来了”。
    阿瑟·赫肖尔惊讶地望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弥赛亚已经死了，这就是确凿的真理”。（22）
    辛格自己就是犹太人，他就是在法西斯排犹浪潮的冲击下被迫背井离乡——从波兰迁居美国。他亲眼目睹了二次大战中犹太人在二千年前出埃及后所遭受到的最残酷的歧视和迫害；而他自己虽幸免于难，但在波兰的亲人都无一幸免地罹难。故可以说小说中的对白也正是辛格自己心态的写照。是他既作为一名小说家，同时又作为一名屠犹幸存者的真实体验。辛格本人曾说：“事实上，肉体和痛苦是同义词。如果选择了邪恶而得不到惩罚，选择了正义而得不到酬报，那怎么可能带有什么自由选择呢？在所有这一切苦难的后面，是上帝无限的仁慈”。《莫斯卡特一家》是辛格缅怀已经灰飞烟灭的波兰犹太人社会的一曲挽歌。他的另一部小说《冤家，一个爱情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 1972 ）描写的是一个曾遭到纳粹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三个女人恋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他与那些侥幸逃脱法西斯魔掌的欧洲犹太人交往，从他们悲惨境遇中提炼出来的。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劫后余生到了美国，他们也希望过上安全的生活，但心头所笼罩的阴云却无法散去，他们实难建立对未来的信心。他们劫后余生的生活曲折地反映出纳粹屠犹留下的重重阴影。又如另一位犹太小说家菲立普·罗斯的长篇小说《鬼作家》描写的是“鬼作家”艾梅·伯雷特全家在法西斯屠犹狂潮中的悲惨境遇，她的母亲和姐姐都遭纳粹杀害，她在纳粹集中营中也备受摧残，父亲杳无音息。幸存的父亲以为艾梅已经死去，于1954年将她十五岁时写的日记以《故宅》为题出版，后来还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这部作品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死于法西斯暴行下的犹太姑娘的遗作。为了避免意外麻烦，艾梅决定永不和生父见面，不出来承认自己就是《故宅》的作者，她实成为人间的“鬼作家”。我以为在涉及纳粹屠犹题旨的作品中，著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最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因为这部作品在反映纳粹暴行方面达到广度与深度上的成功，它的魅力恰在于对幸存者赛姆莱先生精神状态描绘的准确与深刻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具有普遍意义思考。贝娄曾说：“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尽我所能达到戏剧性和准确性，使我们大家都感觉到的痛苦和折磨获得一种形式”。“如果进行得顺利，一部小说可以提出最高类型的真理”。（23）赛姆莱先生是波兰犹太人，他年轻的时候充满了建立人道主义世界的梦想，执着地崇尚理性和人道，然而纳粹屠犹的残酷现实彻底粉碎了他的美丽幻想。他几次从死亡的边缘逃脱，在他的记忆里，法西斯从不曾怜悯过他，他也没有怜悯过即将死在他手下的德国士兵，人与人之间实难互相谅解。而到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疯狂更使这位经历过纳粹浩劫的幸存者充满了对人生的幻灭和绝望，昔日在坟墓边，在死人堆中的种种经历时时浮现缠绕着他，他痛苦地看到昨天与今天是惊人的相似。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写的：“如同许多人看见过世界一度发生了崩溃一样，赛勒姆先生相信世界有再一次发生崩溃的可能……你可以看见文明的自戕冲动正在猛烈地向前推进，你怀疑西方的文化在普遍的解体之后是否还能够幸存”。显然，贝娄已将自己的目光超越于纳粹屠犹本身，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当然或许因为贝娄不像辛格那样，有着家人惨遭杀害的种种不幸，可以略带超然地冷静而理性地看取、表现黑暗残酷的历史。他笔下的赛勒姆先生尽管对现实充满了悲悯和绝望，但仍没有放弃对人道主义的怀念，小说结束时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假如我能够了解自己，假如我能够了解世界的一切，为了万能的真理，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是的，上帝，我们要了解，要了解”。（24）这种情愫与辛格作品中的“弥赛亚已经死了”是有所不同的。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以理性的目光看，贝娄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然而我们也无法指责哀叹“弥赛亚已经死了”的犹太人的不振，如劳伦斯·兰格所说：“从牺牲者的角度看，他们在数目上远远超过幸存者……他们在纳粹屠犹中无意义、无价值的死亡留给幸存者一个面临永久悲哀的困境”。我们并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使幸存者和后继者们摆脱这种永久的犹太人的悲哀。
    其实这份悲哀是属于全人类的，或许多几份悲哀，多几份生存的危机感，人类反而多了前行的希望。就象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25）我们反思纳粹屠犹的血腥历史不单单是为了对纳粹仇恨的不“淡薄消解”，更希望在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中，能够始终清醒地看取人类自身，看取现在和未来，绝望、悲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麻木得真的是“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那么人类文明彻底毁灭、人类彻底绝望的时刻便真正来临了。
    本文以上对纳粹屠犹的历史渊源、独特意图、本质特征及影响诸方面进行了多方位透视，特别注重分析纳粹屠犹在意图、过程和影响方面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客观地说，本文的一些观点仍是尝试性的，并非是结论，更远远没有尽纳粹屠犹这个“丰富的遗产”、有价值的历史和文化课题。希望这块中国学术界的准贫瘠之地很快地肥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