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当第一个人权法案诞生时，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欣悦和希望，人们天真地以为，有了法律保障，社会将在有序、和谐中前行。然而法律在法西斯面前却显得软弱而无能为力，它们根本不可能保障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因为犹太人被认定无生存权利，当然犹太人也就无享有人权保护的权利，因为法律本身就赫然写着：屠犹合理。用法律来确认屠灭一个种族的合法性大概是始于希特勒。我们看到希特勒行动的每一步都建立了法律程序。1935年9月15 日在纽伦堡通过的《德国公民权法》、《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及11月14日的《第一次补充法令》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杀气腾腾的法律工具”（19）。进行杀戮的每一个步骤都合法化，都是合法的实施，为杀戮的有序化、系统化提供了基石。德国的各个国家部门——宫廷、国会、外交部门、行政机构、警察、立法机构都有理可循、有法可依地组成一个毁灭犹太人的复杂系统，把反犹、屠犹视为应尽之义务。
    同样，科学技术也不再是造化人类，而是成为杀戮人口的武器。纳粹屠犹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杀人的地方被称为死亡工厂。如奥斯威辛——最大的集中营，是建立在工业化管理的科学原则之上，其杀戮的标准化过程和系统设置达到管理的最高效率。德国纳粹创建它是为了杀死其不共戴天的敌人——犹太人，而一旦奥斯威辛成为大规模屠犹的操作工厂，用它来屠杀非犹太人也就很方便了。奥斯威辛是一个用焚尸炉和毒气室构筑的死亡帝国，使人们想象的地狱黯然失色，可令屠伯祖宗们自叹弗如，瞠目结舌。不仅于此，奥斯威辛的奴役制形式在人类奴隶制史上也是空前的。自人类有奴隶制以来，奴隶主们都意识到要对奴隶进行“投资”，养活、“保护”他们，一般人被允许繁衍，以增加主人财富。而纳粹统治下的奴隶被降低为一种消耗性的原材料，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说“他们给机器加油，但他们却没有想到去养活人”。奴隶们本都是身强力壮者（16岁以上的男性），但在奥斯威辛平均只能生活90天。奴隶制的野蛮到了20世纪最充分地呈现出来，有人曾说可用奥斯威辛的名字取代但丁笔下作为罪恶典型缩影的地狱，然而这并不准确。因为按宗教神话逻辑，入地狱的人毕竟都是具有罪愆，而犹太人的死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更何况这种隐喻反而会削弱纳粹屠犹的独特性。我以为今天及后来的人们所应反思的不仅仅是奥斯威辛地狱般的可怕，更应思考杀人工厂的屠伯们是如何地运用最现代的科技进行着最野蛮的嗜血勾当。在杀人工厂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不是焚尸炉和毒气室，而是几千名医生卷入屠犹，完全与他们曾经宣过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背道而驰。德国医生并不是被迫参加“消毒灭菌绝育”（sterilization）、“无痛苦致死术”（enthansia）或者大规模的屠杀计划中。如果他们不愿意并不会遭到恐吓。历史学家曾对纳粹医生的行为作过一些偏袒性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奥斯威辛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都被抛弃了，传统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行为准则都已不适用，个性屈从于环境，在那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第二种解释认为，雅利安人种族的医生相信他们首要责任是保持自己种族的健康，既然犹太人会损害雅利安人的纯洁性，当然应将其驱除。而且据反犹法，犹太人的不良特征都是遗传性的，医生谋杀是完全合理的。故纳粹医生的行为是出于他们热爱种族的心理。也有的纳粹医生显然是不相信种族理论的，但他们却把从事医学试验，从事屠犹作为获得纳粹政府青睐的途径……关于原因，我们还可以列出种种，不管他们的杀人动机如何，却都有着相同的本质特征；当他们在一个个儿童身上做所谓“医学试验”的时候，在他们眼中，儿童们不过是一个个如同动物一样的东西，可以任意地杀戮肢解。医学不再是救死扶伤的工具，而成为杀人武器；犹太人在纳粹医生们眼中不再是人，而这些医生自己实也异化为“非人”。直到后来的审判纳粹，有的医生仍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是正当的行为。纳粹医生的行为称得上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大“发明”，他们使世人警醒：在治疗与杀戮间只有一步之差，而医生正是站在这两者间的门槛上，前行一步成为天使，后退一步堕为魔鬼。也许魔鬼与天使本就是一个人身上的两半，人本身就是分裂型的，前面所说的文化精英也恰是后退一步成为魔鬼，而没有飞升为柏拉图所言体现上帝意志的人间之神。
    纳粹屠犹过程中充斥的“二元对立”现象，我以为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建立在种族反犹主义基础上的独特意图构成600万犹太人和500万非犹太人之间的一个分水岭，这种二元对立现象则更充分、真实、深刻地展现了大屠杀事件的独特性，使它与历史上的其它杀戮事件区别开来，引发后人无限的感喟和思考。从宽泛的文化内涵意义上讲，纳粹屠犹当已可纳入文化的范畴。或许它残酷地打破了人类对世界哪怕是一点点乐观主义的幻想，但另一方面又会促使我们更清醒、冷峻地对待历史、对待现在和未来，尤其是极为清楚地看到人类自身的弱点；人类如果没有勇气克服自身弱点，战胜自己，魔鬼就会不期而至，最终毁灭人类文明的就将是人类自己。
    （三）
    我认为死者比生者更幸运，但优于两者的是尚未出生的人，他们没见过阳光下的种种罪行。
    ——《旧约·传道书》
    就象《西绪弗斯的神话》所喻示的那样，人类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失望，但仍没有放弃努力，放弃追求，有人说这暗喻人类对生存依然充满希望。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对于犹太人来说，而对纳粹屠犹的悲惨现实，他们显然无法阿Q 式地自慰；没关系，再开始，再建家园吧。二次大战结束，所有被法西斯战争伤害的国家和人民都最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人们纪念他们的死难者、纪念他们的英雄烈士，所有的欧洲人，包括德国人，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元气，重建伤痕累累的城市、伦敦、华沙、鹿特丹，包括柏林……他们恢复工厂和市场，他们恢复教育文化机构，他们重建军队。但是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犹太人的悲哀。因为纳粹所毁灭的不仅仅是600万犹太人， 而是摧毁了犹太人社团在欧洲绵延存在的生物基础，剩下的三分之一犹太人多为老弱病残者，作为继承者的青年人消失了。在文化方面，犹太人失去了传统中极其宝贵的一部分，数千年传统的结晶——长者和教士消失了；纳粹实际上摧毁了犹太人历史的延续性，使有着千年传统的欧洲犹太人的文化和文明无可挽回地、决定性地画上了句号。后来，犹太人在以色列重建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被西方人看作是对欧洲犹太死难者的一种补偿，正在产生一种不同于欧洲犹太人的文化。但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还不能证明是否以色列能发展一种创造性机制成功地把全世界的犹太人凝聚在一起，同时保存过去的传统，创造新的未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