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地理方位看，西王母之邦应在锡尔河流域中上游。《穆天子传》卷四说：“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然则自长安至西王母之邦当有万二千一百里。这与《汉书·西域传》记自长安至锡尔河流域的康居万二千三百里大体上相符。《穆传》又记“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王母之邦，三千里。”（卷四）舂山系葱岭，为丁谦、张星烺、黄文弼等所公认。群玉山在叶尔羌河畔的密尔岱山也是众所承认的。自叶尔羌河畔经莎车，过葱岭，至锡尔河中上游，正好在三千里左右。再有，《穆传》谓西王母之邦之北有大旷原。按咸海之北有吉尔吉斯草原，东西数千里。置大旷原于吉尔吉斯，西王母之邦于锡尔河中上游，道里方位都相合。
    此外，考秦以后史书，或谓“条支有弱水、西王母。”（《史记·大宛列传》）或谓大秦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后汉书·西域传》）均出自传闻。大概此时西王母已进一步神化，将其居地置于当时汉所知之极西处，自不可信。但《魏略·西戎传》中有一条却值得留意。它说：“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据此处所说，西王母在大夏国和月氏国的东边，这与西王母住于锡尔河中上游一说位置大体相符。这样，我们又多了一条证据。问题是鱼豢的说法是否可信？《魏略·西戎传》提到西王母，先说在大秦之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接着说西王母西有大夏国、月氏国，这位置实在有点混乱。可能西王母在大秦之西是一传闻；西王母在大夏国、月氏之东是另一传闻，鱼豢把它们抄录在一起了。在后一传闻中，或许还保留那历史上实有的西王母住地。生在三世纪的鱼豢距春秋战国时代不太遥远，尚能听到，加以采录，这一点是有可能的。
    第三、《穆传》于西王母没有什么奇特的描写。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西山经》却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这种描写看似神话，究其实，对游牧民族生活还是有所反映的。豹尾是说其衣有尾作为装饰。穆传说西王母之邦是“虎豹为群”（卷三）之地。查里海、咸海及哈萨克斯坦一带确盛产豹。游游民族既取豹皮为衣，后拖一豹尾以为装饰则颇为自然。《后汉书·梁冀传》说梁冀作“狐尾单衣”，后裾曳地如狐尾。《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夷种人“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可见衣后有尾是古代较普通的习惯。这种服饰习惯，后或更掺杂有君主权威思想在内。在古代埃及，法老为了神化自己，或雕狮身人面像，或在身后拖一狮尾，以象征君王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权威。豹是兽中之勇猛者，豹尾也可能是西王母用以显示其威严的装饰品。虎齿是说西王母牙齿锐利如虎牙。按古代游牧民族有生啖牛羊肉的习惯，远行时常携带一牛羊腿肉作为干粮，故形容为虎齿。善啸，游牧民族喜歌舞，常呼啸聚会。蓬发戴胜说游牧民族妇女质朴，少梳妆打扮；但也戴玉花胜。中亚盛产玉石，有玉花胜为寻常事。《山海经》对西王母的描写实反映出游牧民族的某些生活情景。这亦可视为西王母乃西方游牧部落女王之佐证。
    其次，看中西交换产品及其规模。周穆王赐赠沿途各部落首领之物品，亦即向西域输出之商品，种类甚多，计有丝绢、黄金、白银、贝带、车子、肉桂、生薑等。如周穆王来到赤乌氏，曾赐“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卷二）。墨乘指黑色的车子，朱为缠帛布即绛色丝绸布。又如周穆王来到智氏之处，“赐之狗{K515103.JGP}采，黄金之婴二九，贝带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卷三）{K515103.JGP}采是繸绶佩带。婴即盂{K515104.JGP}。桂即肉桂。肉桂、生薑均系药材，也是调味品，为地处寒冷地带食牛羊肉的游牧民族所喜爱的商品。沿途游牧民族献于周穆王之物品，亦即同中原交换之商品，计有良马、牛羊、骆驼、玉器、毛皮等物。如河宗之子孙{K515105.JGP}柏絮迎天子，“先豹皮十，良马二六。”（卷一）又如珠泽之人“献白玉□隻，□角之一三……食马三百，牛羊三千。”（卷二）又如{K515102.JGP}韩氏”献良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牥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车。”（卷二）牥牛即骆驼。中原同西域各地贸易，不仅品种多，数量也是巨大的。自西域输入的牛羊动辄就是“三千”、“五千”、“七千”（卷二）；玉石动辄为“万隻”（卷二）。自中原西运的丝绢一交换就是“百纯”、“三百纯”。（卷三。纯，疋端名。）黄金也是一次交换就是“四十镒”（二十两为镒。）或“黄金之婴三六”（卷二）。连肉桂、生薑也达“百{K515106.JPG}”（卷四。{K515106.JPG}为量名）。
    《穆天子传》所记中原与西域交换的产品，与后世两汉同西域的商品交换品种基本上相同，在数量上也约略相当。史称汉使者西去，常“赍黄金杂缯而往”（《汉书·地理志》）。张骞第二次出使，就曾“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史记·大宛列传》）。东汉时，役使西域的北单于一次就“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从两汉史书所记中西商品交换数量，上推春秋战国时期，《穆天子传》所记，无夸大之处，应为可信。
    在这里，有必要对“桂、薑”稍加讨论。肉桂西传，两汉文献没有提到。但波斯称肉桂为dār—ǒīnī或dār—ōīn（“中国木”或“树皮”），说明波斯人是从中国输入肉桂的。又九世纪阿拉伯作家伊宾·赫达日贝把肉桂列为中国出口产品之一⑨。这是肉桂西传的记载。过去有人提出公元前几百年肉桂即由中国向西输出的问题，因无足够证据，遭到反对⑩。我看《穆天子传》多次提到周穆王赐赠西方各部以“桂、薑”，实为一有力的证明。“桂”字可用以指多种植物，穆传中的“桂”是否指肉桂？这应不成问题。因为穆传曾三次讲到“桂、薑”，这样并提表明它们是用途相近的一类物产。在我国古籍中，桂、薑并提或连用常见。如《礼记·檀弓上》：“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薑、桂之谓也”。又如《吕氏春秋》卷十四：“和之美者，杨朴之薑，招摇之桂。”这两条记载明谓薑、桂为调味的植物产品，穆传说到的“桂、薑”自应相同。“桂”指肉桂可无疑义。薑的西传，在两汉文献中，也未曾说及。阿拉伯学者阿布·满速儿（Abu mansur）曾提到三种不同的薑，并说以中国产的为最好（11）。最近有人发现两份乾隆初期准噶尔商人来肃州交换货物的清单，其中换回货单中有“闽薑”，即福建产的薑。中原货物运至准噶尔后，部分在当地销售，部分更西去中亚等地（12）。 薑为我传统西销产品，穆传所说当是薑西去的最早的记载。
    最后，讨论一下西行沿途见闻和风俗习惯。周穆王驾八骏，率“六师之人”（卷一）西去，“猎于渗泽”，“得白狐玄貈”（卷一）；又“翔畋于旷原，得获无疆”（卷三）。中原商队西去，历草原、沙漠、山岭，有时也打打猎。张骞西使就曾在途中“射禽兽给食”（《汉书·张骞传》）。穆传记周穆王田猎事，实为古代西去商旅的寻常活动。至称“六师之人”，或不无夸张；但中原商人西去，必结伴而行，常达数百人，则为事实。如张骞第二次出使，“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汉书·张骞传》），那声势确是浩大的。
    周穆王在行旅中遭到困厄：“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饮未至”，于是“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卷三）。商队行于沙漠，备受艰辛，严重缺水时，只好杀骆驼取水，或杀马取血以解渴，后世常如此。穆传所记是旅行沙漠中经常发生的真实情况。
    周穆王至春山，“取孳木华之实，持归种之”（卷二）。又至草木硕美之“口山”，“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卷二）。孳木有谓即丹木，嘉禾有谓即高梁（13），均不知确为何种植物。但商旅西去，看美好有益植物为中原所无者，必携其种以归，确为常有之事。《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西使，取回葡萄、苜蓿种子，使生长汉地。后更有石榴、胡麻、胡豆、胡蒜、胡荽、胡瓜、胡桃、胡罗卜等自西域输入中原，其种子都是使者商人带归的。穆传此处所记，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一般事实。
    周穆王会见西王母时，“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K515107.JPG}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尔野’。”（卷三）从来论者均视此酬对和唱为小说家言，未可信为事实。固然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彼此和唱，是具有浪漫色彩的，但其中也反映某些交往事实，未可纯粹当神话看。如西王母希望穆王“复来”。穆王答应“比及三年，将复尔野”，即属此类。西方游牧部落渴望丝绸、黄金及其他商品。当商队临去时，恳其常来，叮咛再三；而中原商人则慨然答应三年后复至。为何以三年为期？按周穆王戊寅北征，至丙寅饮于积石之南河共229日，癸亥达西王母之邦又费去117日，合计去程凡346日（14）。如果归程所费时日相等，则往返一次约为两年。商队去中亚，连准备、休整合计，往返一次实需三年左右。周穆王要约三年，正反映实际所需之时日。这一点与后来史书记载也相符合。《汉书·张骞传》说汉使者商人西去，“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远去奄蔡、安息等地约八九岁，去中亚三几年即可。可见摒除穆传中的神话浪漫成分，中西交往的实情即可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