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在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史学根本对立的观点，以其巨大的科学威力，向资产阶级史学提出了挑战。
    简略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压力和影响下，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危机和变迁，这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巨大科学威力，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一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刚诞生不久的最初半个世纪，正值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史学的全盛时期”，①也就是所谓十九世纪“传统史学”的鼎盛时期。那时活跃于西方史坛上的一些著名学派，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牛津学派等等，大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并把那种“文明”视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榜样。他们戴着那样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历史，就形成了“自由派史学”或十九世纪“传统史学”特有的一些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其中最突出的要算兰克学派的体系。这个学派发源于德国，但在十九世纪后期已对英法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兰克学派窥见西方十九世纪“传统史学”的某些突出的特征。
    兰克学派以史学的“纯客观性”和摒弃任何哲学与历史的理论自诩，然而，无论在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它都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第一，在历史学的本体论方面，他们承认人类历史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把这个过程归结为“人的价值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联系中不断前进的显示”过程；②他们强调“历史是自由的有目的的人的行动舞台”，③从而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归结为人的目的、动机、思想、精神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那些帝王将相之类的“精萃之辈”或“显要人物”的精神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当然也承认，“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但是，历史运动过程的这一特点“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④因为参与历史活动的人们的意图、目的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受“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制约的，而这种物质性的变革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⑤所以归根到底，表现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人们的意图和目的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兰克学派根本否认这一点，因而也就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他们的历史观，在史学本体论方面，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第二，从这种史学本体论上的唯心史观出发，他们在认识论上也就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他们强调历史学的认识对象“是个人的具体动机和行为，这些东西归根到底是不可名状的。对它们必须心领神会地去理解和重新体验”。⑥按什么标准去“心领神会地理解和重新体验”呢？当然就是按照历史学家自己的标准了。这样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凭什么还要标榜自己坚持的是“纯客观”的历史认识呢？凭史料考订、凭着所谓的让史料说话、“循其本来面目”——这是他们用以标榜“纯客观性”并否认理论观点对历史研究的制约作用的一张主牌。那么，历史学家真能在史料考订过程中排除任何主观认识因素或理论观点的制约，从而写出“循其本来面目”的“纯客观”历史吗？兰克和一切“传统史学”的信奉者们都说是能够办得到的。然而，就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和历史哲学界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指出，无论是兰克本人还是他的学派，都远不是纯客观的。如西德著名史学理论家霍费尔（W.Hofor）指出：“兰克毫无疑问是一位保守的史学家， 他所赞同的是保守的思想、个性和制度”。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著名史学教授乔尔格·伊格尔斯也指出，在兰克派史学中，“注意的中心置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决策者和显要人物身上。贵族式的偏见支配着史学研究。群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大众文化的历史失去了历史的意义”。特别是在德国，兰克派史学实际上“竭力把一种国家奉为正统。在那种国家中，靠着财产和教育而立足的中产阶级的广大成份力图在一种保守的政治制度中求得支持，以消除对于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恐惧。”⑧而且，兰克本人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承认，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来自现实的刺激”，就不可能研究历史。⑨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⑩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论并不否认对史料和史实进行客观地考订和认识的重要性。它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1）但是，“材料的生命”是经过研究者的观念而能动地反映出来的，而不可能是照相机式的“纯客观”的机械反映。这种主观能动性是任何认识过程都无法回避的。史料考订和全部历史认识过程当然也不可能例外。问题在于，或者使这种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接受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指导，从而推动历史学家去真正客观地认识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或者使这种主观能动性接受反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从而促使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对史料加以任意的取舍割裂。曲解史实，歪曲历史真相，二者必居其一。兰克学派的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恰恰把他们推入了后一种处境。
    第三，兰克学派由上述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所支配，在史学方法论上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以史料考据学等同于史学。二是它强调叙事性的写作方式是最适合于历史学的表述方式，反对在历史著作中进行任何理论性的概括和综合。他们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仅是指通过考据而达到对史料的“精确知识”而言的。他们制定的那一套考据方法确有许多值得参考之处。他们在史料的考据、收集、整理方面，也确实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然而，他们既然根本否认历史学可以认识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就导致他们否认历史学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承认它是“一种独特的科学”。而且，由于他们强调“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的目的和企图，而人的目的和企图绝不能归结为公式”，（12）由此就断言历史著作只能是叙事性的，而不能是带有理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