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既然是这样一套反科学的理论，又为何能在十九世纪被许多西方国家的史坛所效法呢？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们那一套史学体系正好适应了当时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趋势。那时西方国家那些刚刚开始形成的职业史学队伍，很自然地把兰克学派的“习明纳尔”组织形式和他们那一套研究方式奉为楷模。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那一套史学适应了西方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兰克学派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倾向于维护当时德国、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而反对法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们强调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显要人物”及其“强权国家”的“意志”和“精神”主宰着人类历史的命运。这个总的倾向不但十分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愿望，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一般知识阶层的情绪。
    那时西方各国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史学流派，其中有的还坚持用某种“进化原理”、“一般规律”之类的概念来对历史作一些理论性的解释，但在崇拜史料、史实、标榜史学的“纯客观性”、坚持以政治史特别是“显要人物”为历史中心等方面，同兰克学派没有什么不同。至于那个时期的西方历史哲学，主要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它主张从“实证的”史实即由“经验”证明为“确实的”史实出发，归纳出历史的“原理”或“规律”。但他们并不把这种原理或规律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的反映，而仅仅视之为主观经验的描写或归纳。即使这样一种历史哲学也遭到“传统史学”特别是兰克学派的强烈抵制。
    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当唯物史观刚被提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资产阶级史学界和其他学术界对其科学威力及其对历史学的深远影响，或者处于近乎麻木不仁的无知觉状态，摆出一副可笑的不屑一顾的绅士姿态来对待它；或者对它加以粗暴的攻击，指责它以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否定了他们视若瑰宝的历史中的“自由意志”和“显要人物”的作用；指责它鼓吹“经济上的牟利欲望”和煽动“原始的野蛮性”……等等。至于由唯物史观导致的关于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结论，当然更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绝对不能容忍的了。
    然而，科学真理的光芒，毕竟是偏见和谬论的迷雾抵挡不了的。到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年，在资产阶级学术界中就有一些人开始觉察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力量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了。例如：
    早在1879年，俄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发表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又在1890年发表了《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及其进化的图景》一书。他的基本观点虽然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但作者本人结识过马克思，而且自己承认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影响。
    1888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J.E.Th.Rogers）发表《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沿引了一些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巨大的历史事件只有从经济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
    1891年起，德国著名史学家兰普雷赫特（Karl Lamprecht）开始发表《德国史》巨著，把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中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1896年，德国学者格罗塞（Grosse）和希尔德布兰（Hildbrand）分别发表了《家庭型式与经济型式》和《不同经济阶段的法律与习俗》两书，他们都被认为是受到了“经济史观”（当时流行的一种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的误称）的影响。
    189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利奥拉（Antonio Labriola）发表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其中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虽有许多不当之处，但比起同时代那些把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经济史观的资产阶级学者前进了一大步。
    其它如1899年意大利学者齐科蒂（Ettore Ciccotti）发表了《古典奴隶制的衰落》；1900年，荷兰学者尼博尔（H.J.Nieboer）发表了《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制》；同年，比利时历史学家马雷兹（Des Maraz）发表了《中古时代弗兰德尔的社会斗争》。这些学者都被认为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所谓“经济史观”的影响。
    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发表了《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这位教授也像其他一些受到唯物史观影响但又远不能全面理解它的内容的西方学者一样，把唯物史观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史观”，而且把“经济史观”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割裂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他宣称，“我们可以同意经济因素对于进步的首要影响；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奇念创造了历史；我们或许甚至可以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这些承认没有一项会必然导致任何与社会主义相似的东西。”（13）而且，就在他承认“经济史观”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总是说它有些“草率”和“夸张”。不过，他毕竟承认，“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首次卓越而鲜明地强调了一定的法律、政治和宪法事实同经济变迁的关系。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的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的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科学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4）塞利格曼在回顾“经济史观”到他写作该书之时已经起到的巨大影响时还指出：“在这一‘大胆的’推动已经引起而尚未了结的激烈争论中，这一新趋势的逐渐取胜，看来绝不是不可能的”。（15）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在本世纪之初能够作出这样一些论断，应该说是颇有一些见识的。要知道，那时距马克思逝世才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