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八十二个春秋，情况又如何呢？
    1979年在美国出版了《国际史学概览。当代的研究和理论》一书，其中一大部分内容是讲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间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所经历的危机和变迁。该书主编者之一，就是前已提及的那位在当今西方思想史、史学史和历史哲学等领域颇有影响的伊格尔斯。他在为该书写的《导言》中，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时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已经产生了显著影响。它吸引他们注意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它推动他们去研究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他强调社会乃是作为相互联系的因素组成的一个整体而运动着的观念，以及他在发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那种内在结构方面所作的努力；他把这些历史现象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并形成概念的模式，那些模式使得有可能对促成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是历史的辩证运动，变化着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冲突。这方面仍然容易引起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然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本身也是有成果的……”（16）。
    需要指出的是，伊格尔斯本人虽然主观上力图比较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但在许多方面也象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一样，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偏见或曲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在谈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时，也还是讲出了某些实情。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在西方史学界、历史哲学界中，从不同的阶级和政治立场上承认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巨大影响的，早已不只是个别的学者或著作了。如美国实用主义“新史学派”创始人之一鲁宾逊，早在1912年就承认：“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作出这样贡献的是一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他（指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家研究过去时所应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17）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的德国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1944年发表的《德国历史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承认唯物史观比黑格尔和兰克的方法论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承认“历史的经济方面是基本的……在研究大部分问题时它能（对研究）提供强有力的阵地”。（18）英国的顽固派史学家劳恩在1946年发表的《历史的用途》一书中也承认：“在今天要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就要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19）西德的十卷本《世界史》的发起者、对唯物史观极为敌视的弗里茨·凯恩，在为该书写的纲领性导言中，谈及唯物史观时也不得不承认：“不管这理论是否的确有最近的历史作证，或是它伤害了我们人的尊严感，总之这种论断是对今天具有巨大意义的历史力量。”（20）该书作者之一奥斯瓦尔德·门金也承认，唯物史观的“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上的世界强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的在于在地球上重建深受动摇了的经济上的公平”。（21）……总之，无论是象伊格尔斯等人那样对唯物史观表示部分地、有保留地赞成的学者，还是反对和敌视它的人们，在今天都承认它的巨大力量和影响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唯物史观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和压力的增强，是同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经历的巨大危机和变迁分不开的。
    《国际史学概览》的许多作者们都指出，自从本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已经具有了同兰克学派为其突出代表的“十九世纪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一些新的学派、思潮和研究类型，其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再也不能满足于单纯由一些人物、事件堆砌而成的历史，而要求探究历史的“趋势”、“结构”，甚至历史的“总体”；再也不能满足于“传统史学”那种以政治史和“显要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而要求首先探究决定着历史面貌的“非人为的、物质的和集体性的因素”；不但要求研究经济史，还主张研究历史上的“民众日常生活”、“民众文化”、“民众意识”；他们反对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学家只要埋头于史实而无需什么前提就可以恢复过去面貌的客观主义观点”，“反而坚持认为历史学象任何科学或学术研究一样，必须带着明确的问题和假设去探讨它的课题：没有一种科学的史学能够不要理论”；他们也反对传统史学所坚持的单纯叙事性的历史写作方式，而认为“事件必须在其由以发生的内在联系中去理解，因此，单纯的叙述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分析”，甚至主张必须从史实中归纳出某种“模式”、“法则”或“规律”。伊格尔斯在《概览》的导言中指出，西方史学中的这种新倾向发轫于本世纪之初，但“只是在1945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才慢慢地取得一种主导性的发言权”，由此导致西方史学在“1950年代，特别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现了“重大变化”。他还对这一“重大变化”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作了分析，认为它“反映了二十世纪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以及思想倾向方面发生根本变化之后的影响。传统的史学越来越表明不能理解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社会及其伴生体中起作用的复杂过程。随着世界上一些从前被西方史学家视为缺乏历史传统的地区达到了民族的自觉意识，欧洲人对世界的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虽然还巩固地确立着，但已在西欧失去了相应的重要性。对历史过程的幻灭感，代替了一度曾深信不疑的看待近代文明性质方面的乐观主义。”（22）
    应该说，伊格尔斯的这些分析是有某些合理性的。我们在其它一些西方史学家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说法。如1957年在英国开始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新编剑桥近代史》的总主编克拉克爵士，在为该书写的题为《历史和近代历史学家》的总导言中，也提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同十九世纪“传统史学”的巨大差别，并对促成这一差别的历史背景做了某些分析。他说到：“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欧洲思想家仍旧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世界各国无论多么不同，但都是由有教养的分子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管理着的，而且是按照或多或少得到公认的关于政府的目的的见解管理着的。与这种观点相适应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观念，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对照事实按比例绘制的缩图，再加上必要的象罗盘一样的特定解释。在现今已经变化了的世界，这种观念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23）克拉克没有具体说明所谓“现今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主要是指哪些变化，但其中显然包括伊格尔斯说过的那些变化。再说得明确一些，无非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主要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多次爆发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重大胜利以及旧殖民体系的崩溃，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遭到了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们未曾预料到的沉重打击。这一系列重大历史变迁正是唯物史观的巨大科学威力的现实体现。然而资产阶级学者出于他们阶级的局限和偏见，很难正视和承认这一点，不过，他们毕竟从严酷的现实中感觉到，他们原来坚信不疑的“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念以及“自由和进步的中心观念”等等，已经被历史进程本身所动摇。正如西德“历史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者之一特罗埃尔奇早在1922年就说过的那样：“世界大战和革命是世界观的历史学校……我们是在世界再造的暴风雨时期来进行理论和构思工作的……脚底下的基础动摇了。”（2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十九世纪确立的“传统史学”已陷入了“危机”，需要对那种史学进行“重新评价”，需要对历史加以“重新解释”，需要建立“新”的史学。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对于促成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变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