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史学在本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变迁，是极为复杂的，常常是反动、倒退的潮流同革新、前进的潮流反复交错地出现的。对如此复杂纷纭的变迁，哪怕是作出极简略的归纳，都是很困难的。
    伊格尔斯曾在《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中，把正在经历着巨大变迁的当代世界史学归纳为“法则式的”（nomological）、“悟解式的”（hermeneutic）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三种研究方向或类型。（25）他的分类当然并不那么恰当，许多评述也并不都能令人信服，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述更是包含着许多的偏见和曲解。不过，他还是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情况。
    首先，伊格尔斯毕竟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列为当代世界三大史学方向之一，而且在他所作的《概览·导言》中，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列为“在一些重要方面显示了现代社会科学可能的运动方向”的史学潮流之一。（26）这一事实表明，连西方学者中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承认资产阶级史学在十九世纪所拥有的那种几乎独占西方和世界史坛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在当今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坛上，都已有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队伍和比较系统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进步史学家队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世界史坛上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对资产阶级史学显示了日益增强的压力和影响。可以说，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所经历的一切重大危机和变迁，都是同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压力和影响相联系的。
    我们先看看所谓“法则式”史学类型的情况。伊格尔斯用这个术语来泛指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并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方法来探究历史中的某些“法则”、“规律”或“模式”的史学流派。它发源于十九世纪以孔德（Auguste Comte）、巴克尔（Thomas Henry Buckle）和亨利·泰恩（Henri Taine）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哲学。 他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实证论，但承认史学离不开哲学和理论，并主张从历史研究中概括出某种规律或原理。但这些主张遭到当时几乎居于独占地位的“传统史学”的强烈抵制，在西方职业史学家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响应。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危机的猛烈冲击和唯物史观的巨大压力下，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感到，以政治史特别是“显要人物”为中心，单纯叙述史实而拒绝探求历史的因果性或法则的“传统史学”，不足以应付现实提出的挑战，于是“法则式”史学就逐渐时兴起来，在当今西方史坛上已形成一股颇为可观的潮流，其较著名的，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组”、美国的“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政治史”，以至“新农业史”、“新城市史”……等等新的学派，林立相竞，十分引人注目。前美国的新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是：“一、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二、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三、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四、在研究方法上有重大创新，即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扒梳资料的手工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用电子计算机大量处理和储存资料，连有关历史图表的制订和地图的绘制也由电脑承担。”（27）上述四个方面的趋势或特点也是西方所有的所谓“法则式”史学共同具有的趋势和特点。
    从政治立场来看，所谓“法则式”史学中的各种流派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在同一个学派内部差别也极大。其中许多人完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反对马克思主义。如美国的新经济史派中的一些人和英国的一些经济史家，他们构建经济史“模式”的指导性理论之一，就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种非共产主义宣言》，其反共产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另有不少人回避政治，强调历史学的非政治性，其中有的人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采取兼容并蓄态度，如法国年鉴学派中的一些人就是这样。还有一部分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批判态度，并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在所有这类流派中，唯物史观的压力或影响都是明显可见的。即使像美国新经济史派中那些信奉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而反对唯物史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重要性。（28）
    纵观所谓“法则式”史学流派的那些特征和趋势，可以看出，它们大都是与十九世纪的西方史学相径庭的，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某些方面是有所前进的。而且，当他们被传统史学的危机感所驱使而把历史研究的重心从“显要人物”转向社会底层和劳动群众，从政治史转向经济、社会的“结构”、“趋势”等等领域时，尽管他们的主观意图各不相同，他们就在实际上做了某些动摇唯心史观的事件，而且有些史学家确实在这些方面已经作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这一事实本身反映了唯物史观的不可抗拒的科学威力。另一方面，由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等等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他们继续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陷入深刻的危机和矛盾之中，这方面法国的年鉴学派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实例。
    年鉴学派以其主要刊物《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而得名，该刊为著名史学家吕西恩·菲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于1929年初创，原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今名。近年来，它已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派。他们主张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反对以政治史和“显要人物”作为历史的中心。他们认为，历史上那些“有意识的人的行动，包括政治行为，绝不能按表面价值去估量，而必须依据底层的力量，生活的物质条件去理解”，因为正是“底层的力量、生活的物质条件”“决定着那些行为，或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那些行为”，因此，“正是非人为的因素，物质和集体性的因素，应当首先进行历史考察”。（29）他们重视经济因素，但对诸如美国的新经济史派那样离开历史的整体而孤立地强调经济因素的观点和作法，采取批判态度。（30）不难看出，这些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唯物史观影响的迹印。正是在这些主张支配下，年鉴学派的一些史学家着重研究了长期被西方传统史学忽视的历史上的民众日常生活（如食物营养、健康状况、衣着、风尚、家庭结构、生产情况、土地财产的分配和阶级区分等等）、民众文化、农业结构和乡村生活、中世纪城市社会、技术、科学和精神状态的交互作用、中世纪以来贵族阶层的结构和作用的变迁等等领域。年鉴学派的一些历史学家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许多举世公认的成果。但是，由于他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仍然深深受到实证主义、折衷主义和历史多元论的束缚，使他们仍然未能摆脱所谓“法则式”史学所共有的那些困境。首先，他们虽然多少意识到“底层的力量”、“物质的和集体性的因素”在解释历史上的“政治行为”或“有意识的人类行动”方面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并由此而注意研究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但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历史观的束缚，使他们不可能把人民群众置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地位，在他们的史学体系中，“人民在历史过程中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而出现。”（31）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以劳动群众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发展状况为中心环节，进而剖析社会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这样，他们大力倡导的“整体的”、“全面的”历史也就落空了。在他们的著作中，劳动群众只是作为消极的、自发的“潜意识”力量而存在，劳动者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以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变迁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是看不见的。这样一来，政治事件以及整个政治史首先就成了难解之谜。于是他们中有的人索性就把政治事件、政治决策和人物意图视为“瞬间即逝的”、“无理可循的”、“尘埃”一般的东西，（32）有的人干脆宣称“科学的政治史是不可能有的”。（33）那么，他们着意研究的社会史、经济史乃至“精神状态”史是否就很科学呢？应该看到，在这些领域中，他们确实收集了大量的事实以及有时长达数百年的统计数据，其中有些是颇有参考价值的。然而，他们利用那些事实、数据而作出的理论性概括，却多是按照当代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等等理论而作出的诸如“人口周期”、“经济情势”、“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等等静态的、孤立的“模式”，从中看不出任何真正的发展变迁的规律性。连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指出，年鉴学派对“历史变迁的关心几近于零”。（34）指出他们仍未解决“历史中的长期现象与引起迅速变迁的现象之间的联系这个历来的编史学未能解决的难题”。（35）这样一来，他们一再要求的“整体”、“全面”、“科学”的历史的目标，也就无从达到了。显然正是由于这样的困境，驱使年鉴学派中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去向马克思求教。其中较突出者如彼埃尔·维拉（Pierre Vilar），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历史研究方法，他显然从马迪厄、乔治·勒菲弗尔和索布尔等著名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的原则研究法国革命史的成果中受到了启发，以致深有感慨地说：“环顾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发现，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历史更多的像是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写的……”。（36）他力图把年鉴学派的历史概念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调和起来，这当然是徒劳的，但他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终于感到有必要向马克思求教，这在所谓的“法则式”史学流派中那些诚实地致力于探讨历史真理的西方史学家中间，确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