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悟解式”史学类型的情况又如何呢？
    伊格尔斯所说的“悟解式”史学，主要是指以兰克学派为突出代表的十九世纪传统史学及其在二十世纪的变种。由于它强调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的意识及其支配下的行为，是属于“精神的”领域，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有形的物质领域。由此强调历史学的任务只能是对历史行为者的目的、意图进行“心领神会地理解和重新体验”，只能采取“悟解式”的方法，而不能采用自然科学那种法则式的抽象、归纳或计量、统计之类的方法：而且“理解”、“体验”的主要对象就是作为历史行为者的目的、意图的体现物的文字史料，特别是国家档案，认为通过对这类文件史料的疏解诠释而领悟历史行为者的意图、目的，才是“悟解”历史、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根本途径。
    如前所述，这种“悟解式”史学在十九世纪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史学遭遇的危机也首先就是这种“悟解式”史学的危机。这一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倡导“悟解式”史学的大师们从历史中“悟解”出的“西方文明”及其“显要人物”的“精神”主宰历史命运的基本结论，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德国革命的爆发，使兰克本人所“悟解”出来的新教的、君主制的德国体现着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结论，（37）遭到了沉重的当头一击，这就迫使兰克的一些最有权威性的弟子或信徒也不得不出来承认需要对兰克等人创立的历史概念加以某种“重新估价”或修改。（38）德国资产阶级思想界面临着既要回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挑战又要回答战争和革命的现实挑战的双重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对后来的德国资产阶级史学颇有影响的马克斯·维贝尔（Max Weber）的“悟解式”社会学。维贝尔把新康德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运用到社会和历史的研究中来，一方面继续强调所谓的“文化科学”同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除非依据目的，文化过程的认识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又强调，正是由于人类行为是受目的或价值观的支配，就有可能通过经验或推理的程序去解释人们如何集体地行动去追求那些目的或价值，从而也就有可能凭着研究者的“理智的悟解”，提出“理想类型”之类的“解释模式”。这样就把一定的概念体系和归纳方法引入“悟解式”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中来，而不再象兰克学派那样完全排斥理论概念和归纳、综合式的研究。（39）他们力图以这一套理论和方法来对西欧和德国的历史作出某些新的解释，甚至提出一些改革德国现状的“温和的”方案。显然，维贝尔的“悟解式”社会学，既是对兰克学派那样的“悟解式”史学的一次修正，又是对它的维护。
    然而，维贝尔的“悟解式”理论并未能使“悟解式”史学摆脱危机。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悟解式”传统史学再一次受到无情打击。纳粹主义不但给德国和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而且也使那些坚持“悟解式”史学传统并曾为德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势力唱过赞歌的历史学家们，其中也包括兰克的权威弟子们，身罹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他们只要对第三帝国稍微表露出一点不热情态度，就遭到了无情的报复，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流放或驱逐出境，至少也是被撤销学术领导职位并受到监视。现实迫使许多西德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特别是那些身罹纳粹之难的史学家，对德国的历史和兰克派史学传统进行再一次“重新估价”，（40）迫使他们去探索德国罹遭1914—1918年和1933—1945年两场“悲剧性灾难”的历史根源。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囿于“悟解式”的老传统，多是从俾斯麦、鲁登道夫或贝特曼—霍维格之类的“显要人物”的思想或决策的利弊得失上去探索，（41）当然是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历史的疑案迫使一批西德历史学家另辟蹊径，以求解答。他们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伊格尔斯所说的“德国政治史的批判学派”。这个学派中的一些人，不但从维贝尔那里寻求方法论，还力图从马克思那里求教。伊格尔斯评论他们的学术倾向时说：“他们虽不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远比维贝尔更多地把阶级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置于政治分析的中心地位，并且比维贝尔远为尖锐地强调资本主义在加剧德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和导致1914年与1933年悲剧方面的作用”。（42）这样，他们就在剖析德国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方面比他们的前辈前进了一步。然而，“悟解式”的社会学、历史学传统仍然深深地束缚着他们，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仍然怀着深刻的偏见，这样也就使他们仍然不能摆脱困境。例如，他们对于导致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危机周期的分析以及对于所谓“经济利益集团”或“政治压力集团”的分析，都不能展示出一种贯穿整个过程的统一的规律性的线索，而往往陷入理论的多元主义或折衷主义。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历史解释中，“某种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应是一种常规而不是例外”。连伊格尔斯也指出：“那样一种折衷主义肯定给科学的严密性设置了障碍。”（43）也显然正是由于这样的困境，驱使一些青年史学家去探索更有成效的研究途径，从而驱使他们进一步向马克思求教。余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是这方面的实例之一。他认为，德国政治史批判学派中的一些史学家们仍然是“借助于史料字句上的解释的传统方法”去理解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领袖人物的决策，而不是去考察“变迁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他本人则力图“借助于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引出的模式来探讨这些问题”。（44）然而，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使他不可能从整体上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因而他自己也承认，他仍然离不开“悟解式社会学”的指引。然而这种指引只能使他继续陷于困境之中。
    所谓“悟解式”史学所经历的危机和变迁的总的趋势表明，十九世纪那种传统的“悟解式”史学，在今天确实已经很难保持其原貌而存在下去了。尽管那种“传统史学”至今在西方国家史坛上仍然占据着很大的优势，但客观形势总是使它陷入一个接一个的困境。
    那末，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未来的演变趋势又将是怎样的呢？伊格尔斯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他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议论，其中说到，“历史研究本身深深地依存于研究工作在其中进行的那种环境，正是这一事实，将有助于丰富对历史的理解。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化社会伴生出来的社会和文化后果，文化视野从欧洲向世界规模的扩展，欧洲人优势地位的结束，旧式显要人物的消退，从前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政治和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及伴随这些演变而来的冲突的明显化，所有这一切，都为史学研究再度改变方向提供了现实的基础。”（45）应该说，这是一种颇有见识的议论。这就意味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必将在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新的危机中进一步经历它自身的更深刻的危机和变迁，而这种更深刻的危机和变迁，又势将驱使日益增多的真诚地探讨历史真理的史学家去向唯物史观靠拢。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又将如何呢？伊格尔斯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在原则上使它有可能把悟解式研究方法和经验分析式（也就是他所说的“法则式”的——作者注）研究方法的重要方面结合在一起……”。（46）如果这意味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把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唯心史观和多元论的、折衷主义的种种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吸收过来，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当然要像他们的导师早已做过的那样，继续对资产阶级史学中一切真正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加以批判地吸收，并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历史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随着时代的前进步伐而不断向新的高峰攀登，为争取唯物史观在全世界的全面胜利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全面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是已经由历史进程本身所确证而毋庸置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