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赵建民同志在《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一文（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
    赵建民同志说：“中国与西欧兴建城市的主体不同”，“中国的封建城市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由被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并不尽然。
    首先，东西城市的兴起都不是哪个阶级单独行动的产物，而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物质基础上，建筑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基础上，因此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欧封建城市便伴随着“工商业和农业的分离”而出现。当时，封建领主出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和对货币财富的追求，十分热中于兴建城市。农奴化的完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十字军东征，又刺激了欧洲贵族仿效东方豪华生活的欲望。为了尽情地享用那些精美的武器、丝绸和香料，必须寻求农产品销路和占有货币，因此便发展商业与兴建城市。当时，“虔敬的教长与好战的大公、虔诚的法兰西王与贪婪的日尔曼‘皇帝’，都以非凡的热情来开始建城。十一至十五世纪建立了数不胜数的城市。”①
    当然，不能低估农奴和手工业者的阶级斗争及辛勤劳动在封建城市兴起中的作用。如果没有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农奴大量逃离封建领地，如果不是四分五裂的封建政权无法扭转农奴逃亡的趋势，那末封建领主决不会主动地在自己的地产上兴建城市，以许多优惠条件，招徕和控制流动人口。同样地，如果没有逃亡的农奴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流入城市，城市的建筑与发达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农奴不是以有组织的团体而是只身逃入城市的，最初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种集中的力量，与封建领主相抗衡。因此，农奴的逃亡虽然推动了西欧封建城市的建设，但西欧的封建城市，并不是由被统治的农奴按照自己意愿建立的，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由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封建领主兴建起来的。
    居意大利城市首位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它们的兴起跟长期对外作战和军事远征有着密切的联系。巴黎最初是塞纳河中岛上的一些堡垒，以后它成为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和加贝王朝的首都。大批宫廷贵族、官吏、教士与驻军麕集巴黎，使工业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巴黎在塞纳河两岸的新兴工商业市镇相继出现，政治、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英国城市的兴起“本为军事及行政的便利，丹麦人及英吉利人俱为这二种目的而设市”。②
    表面上看，中国封建城市是统治阶级按照行政区域和封建礼法建立起来的，但在这些行政区划和封建礼法背后，有着经济的必然性。这些城市的兴建都离不开工商业与农业分离的前提条件，都是建筑在工商业相当发达的地方。正因为战国时代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的显著提高，使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脱离农村而集中于城市，形成“百工居肆”的局面，出现了“垄断”贸易而“罔（网）市利”的大商人，这才兴起了数以十计“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其中，有的是以冶铁煮盐闻名的手工业中心，如宛、邓、南阳、蒲州、临邛、永安等；有的是位居冲要以商业著称的都市，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齐之临淄，楚之宛、陈等。因此全面考察中国封建城市兴起的缘由，既要重视封建统治者的作用，又不可忽略经济基础这一个根本点。
    综上所述，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固然在兴起的时间（中国封建城市兴起于公元前五世纪，西欧则复兴于公元十一世纪）和对古代城市的承继性上（中国封建城市对古代有着直接的延续性，西欧古代城市因蛮族入侵而衰落，新兴的封建城市对古代的承续性较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作用的大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它们的兴起都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按照政治经济上的需要而由封建统治者建立起来。在这些基本方面，两者是共同的。
    二
    赵建民同志又说，“中国城市是军事政治中心，是郡县治所，……它与是否有利于工商业发展无甚关系”。而西欧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发展手工业的基地”和“农奴自由活动的天地”，成为“工商业中心”，是“瓦解封建经济的新因素”。实际情况也不尽然。
    西欧城市的复兴到转化为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说一开始就是封建社会的对立物，也不是游离于封建制度之外的单纯的工商业中心或农奴自由活动的天地，基本上仍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的城市。
    经过西欧各国城市的城市居民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些地方拥有全部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的“城市公社”才开始出现。如法国北部的许多城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城市共和国，德意志的所谓帝国城市等。然而，在整个西欧封建城市中，这种状况毕竟为数不多。这些城市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并没有摆脱封建主的统治。如法国东北部一些已组成为自治市的城市，对领主还保持着附庸对贵族同样的封建义务。“它仍受领主的代理人统治，审问案件、监督城防和指挥自卫队的都是这个代理人”。“法国最大的都市巴黎仍旧受国王的官吏的统治”。③
    十三、十四世纪以后，西欧城市的自治运动沿着三条不同的道路发展。意大利的城市自由最充分，它们有的变为共和国，有的构成统制各邦的核心，同时城市经济也迅猛发展。然而，这些共和国或自由城市，在国内，经常受到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教皇的威胁骚扰；在国外，不断遭到德、法和西班牙的侵犯。于是城市经济及其政治自主急剧地衰落了。④法国和英国城市的自治，当王权式微和城市为自治而斗争时，这两种政治力量曾联合起来反对分裂割据的封建领主。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王权的强大。国王从支持城市自治的政策改为瓦解城市自治的政策。这样一来，英法许多城市的自治权利，便冰释而瓦解了。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十三世纪上半期，曾出现过“莱茵城市联盟”和“士瓦本城市联盟”，它们企图以紧密的联合对抗封建领主，两个城市联盟的军队于1388年被封建领主分别击败后，城市势力便日朘月削。由此可见，西欧城市的军事政治意义与经济作用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城市自治运动也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封建统治强化的过程。
    再看中国封建城市，其政治军事与经济作用，也有一个互为消长的过程。如前所述的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许多城市，虽然后来成为秦汉帝国郡县的治所，它们原有的经济作用并没有消失。临淄原是齐国人口最密集而繁华的地方，到西汉初年，它作为商业都市仍然在发挥作用。定陶、宛、邓等城，早就以商业和手工业著称于世，在群雄角逐中数易其主，而作为富庶城市的地位依然如故。又如五代时湖州五县设有二十四个“镇”，宋朝一统天下，许多只具有军事意义的镇被撤消，唯有六个地处交通要冲或工商镇，继续发展为颇为热闹的小都市。至于汴梁、临安等大城市的繁荣，固然有赖于它的政治地位，但优越的地理环境，则为城市的经济繁荣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一旦确立为国都或省会，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便蒸蒸日上，成为全国或地区的经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