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非关系史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研究非洲古代史，也不能不研究古代中非关系。因此，我国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从事非洲史研究的学者，历来十分重视古代中非关系史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打算概略地介绍迄今为止古代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
    中国古籍中保存着不少有关中非关系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只是提供了一些史料，还谈不上进行了研究。对涉及古代中非关系的某些问题进行研究，可以说开始于近代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人物，冲破封闭保守的思想禁锢，将眼光投向世界。他们编撰了一些世界史地书籍，其中有较大篇幅介绍了非洲。1842年至1852年，魏源根据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①，补以历代史志有关材料，撰成《海国图志》一书。书中除了介绍非洲历史地理情况外，还涉及古代中非关系。例如：他认为《元史》记载的“马八尔国”即埃及，“俱蓝国”即埃塞俄比亚；马八尔国与中国“曾一通使”。②徐继畲在1843年至1848年编撰的《瀛寰志略》一书中，也对有关古代中非关系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古籍对非洲的记载，始于《新唐书》；《新唐书》中记载的“磨邻国”即美林德（今肯尼亚的马林迪），“老勃萨国”即蒙巴萨。徐继畲写道：“元世祖时，马八尔、俱蓝两国曾入贡。马八尔即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俱蓝似即努北阿（努比亚，今苏丹）。是为阿非利加通中国之始”。③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曾经沿非洲东部海岸南下，经莫桑比克海峡，到马达加斯加岛，然后返航。他认为，费信《星搓胜览》中记载的木骨都束即“马加多朔”（今译摩加迪沙），卜刺哇即“巴拉瓦”（今译布腊瓦），竹步即“周巴”（今译朱巴），都在非洲东部沿岸。④1929年，向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认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从西洋古里（今印度西南岸的科泽科德）航行到亚丁，再从亚丁到达索马里的木骨都束、卜刺哇和竹步。⑤
    1930年，张星烺出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第二编为《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他搜集、整理了中国古籍和外国人著作中有关古代中非关系的史料，并对《汉书·地理志》、《经行记》、《西阳杂俎》、《新唐书·西域传》、《唐会要》、《资治通鉴》、《诸蕃志》、《岭外代答》、《元史·郭侃传》、《西使记》、《岛夷志略》、《星搓胜览》、《皇明世法录》、《殊域周咨录》、《明史·西域传》等古籍中记载的非洲地名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已程不国”即埃塞俄比亚，“摩邻国”即摩洛哥，“老勃萨国”即阿尔及利亚的特勒姆森，“拨拔力国”、“弼琶罗国”即索马里的柏培拉，“孝亿国”为埃及南部，“仍建国”为突尼斯，“悉怛国”为苏丹，“怛干国”为撒哈拉沙漠中之达开尔，“勿斯离国”、“勿斯里国”为埃及，“甘棠国”在非洲东海岸，“中理国”为索马里，“层拔国”、“昆仑层期国”为桑给巴尔，“木兰皮国”指摩洛哥或马格里布，“遏根陀国”即埃及亚历山大港，“密昔儿国”、“米昔儿国”即埃及，“木骨都束国”、“卜刺哇国”、“竹步国”皆在索马里，“速麻里儿”亦为索马里，“麻林”、“麻刺国”则为肯尼亚的马林迪。⑥张星烺还对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昆仑”和“昆仑奴”进行了考证，认为唐代已有非洲黑人来华。⑦
    1935年至1940年，冯承钧先后出版了《瀛涯胜览校注》⑧、《星槎胜览校注》⑨和《诸蕃志校注》⑩三本著作，其中涉及不少非洲地名。他认为，“麻林”为马林迪，“木骨都束”为摩加迪沙，“卜刺哇”为布腊瓦，“竹步”为朱巴，“层拔”为桑给巴尔，“勿斯里”为埃及，“昆仑层期”为马达加斯加。冯承钧在《诸蕃志校注》中还采用了夏德和柔克义的一些见解，并标明“译注”。
    1945年，岑仲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题为《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的论文。据他考证，唐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提到的“三兰国”，就是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11）
    这个时期内，在一些外国学者的著作中，也有多处涉及古代中非关系。例如：早在1885年，夏德出版《大秦国全录》一书，其中认为《魏略》中的“迟散城”或“乌迟散城”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三世纪时“中国作者已知埃及沿岸各海港的贸易情形”。他还认为，《新唐书》中记载的“磨邻国”和“老勃萨国”，均位于红海西岸。（12）1911年，夏德和柔克义出版了他们合作译注的《诸蕃志》（书名改题为《赵汝适》）。书中认为“中理国”指索马里沿岸，“木兰皮国”指摩洛哥的穆拉比特王朝，“陁盘地国”指埃及的杜米亚特港，“遏根陀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13）1919年，劳费尔出版《中国伊朗编》一书，其中认为《新唐书》中的“磨邻国”就是明代的“麻林国”，即肯尼亚的马林迪。（14）专门论述古代中非关系的有戴闻达。1947年，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作学术报告，题为《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1949年出版）。戴闻达认为，唐代《酉阳杂俎》中的有关材料，是中国古籍中第一次出现的“有关非洲的确切报道”。在他看来，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中国古籍中关于非洲的记载都以传说为依据，只是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人才亲自到过非洲（15）；而在郑和下西洋以后，中非关系便“中断”了。（16）
    总的说来，1949年以前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的情况，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搜集、整理了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资料，并作了一些简略的介绍和注释。由于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显得比较零散，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二）对若干非洲地名进行了考订。考证地名，不是研究古代中非关系史的主要目的，然而却很重要，因为它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三）中国学者在资料搜集整理和地名考证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张星烺、冯承钧等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外国学者在介绍中国古籍记载和地名考证方面也有所贡献；但他们的某些论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