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非洲一系列国家先后独立，使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新中国与许多非洲独立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友好联系的加强，不仅使中非关系史研究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而且也为这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出现了热潮，发表了不少论述中非历史关系的文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内，研究古代中非关系的主要论文有：马坚的《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17），朱偰的《郑和发现赤道非洲的航行》（18），夏鼐的《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和《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19），葛佶的《中国和非洲的历史友谊》（20），沈光耀的《古代中国与东非交往史话》（21），侯仁之的《在所谓新航路的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22），张铁生的《中非交通的历史关系初探》和《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23）这些文章，对于介绍中非友好的历史，加强中非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65年，出版了张铁生著《中非交通史初探》一书。（24）该书汇集了他研究古代中非关系的五篇论文。除了上述两篇外，其余三篇是：《再谈中国同东非的海洋贸易》、《中国同北非的交往》和《中国同非洲的海上交通》。张铁生在这本论文集中，对汉代至明代的中非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该书不仅吸收了有关古代中非关系史的多种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
    此外，60年代初，向达整理出版了《郑和航海图》，并考订了一些非洲地名。（25）接着，在1966年春，他又准备搜集整理自明初至解放前有关中非关系的史料，并且写了《选辑说明》。向达将这前后约为五个半世纪的中非交通史料分为四个段落：（一）1405年至1580年；（二）1580年至1840年；（三）1840年至1912年；（四）1912年至1948年。同时，还简略地列出了每一部分的主要史料根据。（26）向达的分期意见，很值得参考。由于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项极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止。
    50年代至60年代，一些外国学者在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例如：马修、赫尔曼、格伦维尔、齐蒂克等人，在东北非和东非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和钱币，并根据这些文物写了很多论著，探讨中世纪中国与非洲的关系。（27）同一时期内，先后问世的古代中非关系史论著有：菲莱西的《中古时期中国人的非洲行纪》（1961年）和《中世纪中国与非洲》（1962年）；魏特莱的《桑给国：论公元1500年前中国对东非的了解》（1964年），后改写成《中非关系述略》；维尔格斯的《中世纪中国所知的非洲和研究中的问题》和《中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摩邻和勃萨罗》（1966年）等。（28）另外，马什和金斯诺思合著的《东非史简编》（1957年），提到了古代中非关系（29）；巴兹尔·戴维逊的《古老非洲的再发现》（1960年），有《中国和非洲》一节（30）；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的《埃塞俄比亚经济史导论》（1961年），有专章叙述了古代东北非对华贸易的情况（31）；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分册（1971年），也论述了古代中国与非洲的海上交通。（32）
    “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研究工作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破坏。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在古代中非关系史方面，才再版了张铁生所著《中非交通史初探》一书。
    1949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有以下几点比较突出：（一）我国学者发表了不少论述中非友好历史关系的文章。某些文章虽然从学术研究的深度方面来说似嫌不足，但是却有着正确的指导思想、扎实的史料根据和科学的研究结论。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有助于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促进中国与非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强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学者们在重视文献记载的同时，还开始注意到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并在研究工作中加以利用。在这方面，除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外，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应忽视的。他们在非洲进行实地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的古代中国瓷器和钱币，并根据这些文物写出了不少论著。这些成果，为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某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三）无论在纵的方面或者横的方面，研究范围都比以往有所扩展。但是总的说来，仍显得比较零散。系统而全面地论述古代中非关系史的专著，这个时期内还没有出现。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方面，无论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介绍，或者是某些问题的探讨、考证和论述，都显得十分活跃，又一次掀起了学术研究的热潮。
    自1977年以来，国内出版了不少有关古代中非关系的史学著作。兹择其要者列举如下：（一）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经朱杰勤校订，重新出版。（33）如前所述，该书第二编汇集了汉代至明代有关中非关系的史料。（二）郑鹤声、郑一钧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34）和郑一钧著的《论郑和下西洋》。（35）后者探讨了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中国船队驶往东非的航线，论述了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三）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36）作者对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所载地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其中有些属于非洲地名。（四）陆峻岑校注的元人周致中著《异域志》。（37）书中涉及若干非洲地名。（五）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的《海国闻见录校注》。（38）成书于1730年的《海国闻见录》，是清人陈伦炯撰写的一部地理著作。其中《小西洋记》和《大西洋记》涉及非洲地理历史情况，反映出18世纪中国对非洲的了解。李长傅在校注中对一些非洲地名作了考证。（六）陈公元著的《古代非洲与中国的友好交往》。（39）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中非关系的一些基本情况，很有参考价值。（七）张俊彦编著的《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40）作者在书中论述了从秦汉到明代中国同西亚非洲的交往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八）马文宽、孟凡人著的《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41）该书不仅全面介绍了在非洲出土的大量古代中国瓷器，而且据此探讨了古代中非海上交通、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九）艾周昌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42）作者广搜博采，辑录了大量有关中非关系的中文资料，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这些资料，有不少属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范围，对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很有帮助。（十）沈福伟著的《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43）这是国内第一部份量较重的论述古代中非关系史的专著。作者搜集了大量史料，经过系统整理，对两千年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并对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