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著作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写的《非洲概况》（44），杨人报著的《非洲通史简编》（45），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的《非洲通史》（46），丹林编的《非洲大事年表》（47），陆庭恩、艾周昌编著的《非洲史教程》（48）等书，都有专节讲到古代中非关系。
    研究古代中非关系史的论文，在这个时期内发表得更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孙毓棠的《汉代的中国与埃及》（49），陈玉龙的《硕学展宏图，遗墨凝真知——向达先生〈自明初至解放前（Cir,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学习札记》（50），黄盛璋的《中国和索马里的传统友好关系》（51），艾周昌的《非洲黑人来华考》（52），沈福伟的《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和《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53），陈公元的《中非历史上最早的外交关系》和《从贾耽的“通海夷道”看唐代中非关系》（54），郑家馨的《古代中国与北非人民的友好往来》和郑家馨、何芳川的《中国古代与东非人民的友好往来》（55），何芳川的《源远流长、前途似锦的中非文化交流》（56），张象的《古代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四次高潮》（57），马文宽的《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58），李广一等的《古代中国与非洲》。（59）这里要特别提到朱凡撰写的《中非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60）该文搜集了不少资料，提供了大量信息，很有参考价值。笔者也陆续发表了几篇论述古代中非关系的文章，介绍我国古籍中有关非洲的史料，并对摩邻国、老勃萨国、三兰国、层檀国等进行考证，提出了个人的看法。（61）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如前所述，1976年以前，国内不仅没有古代中非关系史的专著（张铁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只是一本论文集），论文也是屈指可数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几年来，有关古代中非关系的专著相继问世，论文数量也多得一时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二）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过去有些文章，似乎过于简略，泛泛而论，近期的论文则不仅涉及面更为宽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即使是地名考证文章，也多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单纯从对音上考虑，还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从位置、航程、物产、风习等诸多方面进行论证，这样就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对有关古代中非关系史的某些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古代中非关系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中国船只何时直航非洲？西非古国与中国是否有过交往？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不少文章作了有根据的分析。（62）（四）考证中国古籍中记载的非洲地名，一直是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对此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在有关文章中，对前人尚未谈到的，又有新的发现；对前人已有成说的，则作了补充，有所发展；对某些不同的看法，也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有助于分歧的解决，而且对于进一步发掘史料，使古代中非关系史的内容更加充实，也是非常必要的。（五）注重搜集整理资料，包括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特别是在文字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实物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有的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写出了学术价值很高的论著。
    四
    通过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到，在我国历史科学领域内，古代中非关系史还是一块尚待辛勤耕耘的园地。为了加强史学研究中的这一薄弱环节，针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并根据当前这门学科的研究现状，笔者有以下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建议。
    首先，需要加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科学依据。不弄清历史事实，进一步的研究就无从谈起，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要重视史料。有关古代中非关系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如前所述，国内外学者都曾作出过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现有的史料在研究中已经发挥了作用，但是总的说来还较为零散，不很全面和充实，以致许多重大问题因缺乏史料根据而尚未得出看法一致的结论。为了深入开展研究工作，必须首先发掘史料，尤其是过去还没有发现的新资料。在搜集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考订，系统地加以整理，供进一步研究使用。关于文献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似应从三个方面予以注意：（一）中国古籍中的记载。这个方面已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掘新材料，并对原有的材料进行重新订正，整理出一套系统完整的材料。笔者建议编一部《中国古籍中有关非洲资料汇编》。这是个大工程，非一人所能很快完成。希望有关方面组织人力，进行编撰。如能实现，对于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来说，真乃功莫大焉。（二）西方学者的历史著作。某些著作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古代中非关系的，但其中对中非关系有所涉及。例如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某些材料，就可以说明古代北非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从他们研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以及关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著作中，也可以搜集到有关古代中非关系的资料。（三）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史料。由于中世纪时，北非、东非和西非处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统治或影响之下，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历史传说和阿拉伯人的史学著作中，可能会发现一些古代中非关系的材料。
    其次，重视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历史文物是重要的史料。它不仅能够作为文献记载的旁证和补充，而且可以成为说明某些重大问题的主要根据。尤其是在文献记载缺乏的情况下，实物资料的重要作用就更不容忽视了。有关古代中非关系的历史文物，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注意搜集。一方面，是非洲出土的古代中国的文物。截至目前，在东非和北非很多地方，已发现了不少中国历代的瓷器和钱币。考古学者惠勒曾经这样说过：“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63）由此可见其数量之多。这些出土文物已在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还远远不够。我们期待着非洲有更多的地方发掘出中国历史文物。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发现非洲的古代文物。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发现非洲的历史文物。1954年在西安发现的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黑人陶俑（64），还不是属于非洲的文物。但这类文物也是十分珍贵的，它有助于说明很多问题。因此，无论是来自非洲的文物，或者是间接反映中非关系的文物，都应该努力地去进行发掘和搜集。
    再次，深入探讨古代中非关系各个方面的问题。从现状看，古代中非关系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不仅深度不够，广度也很不够。到目前为止，泛论古代中非关系的文章已经不少；为了避免重复，现在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和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得出合理的结论。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外，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诸如中非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非洲黑人何时开始来华、早期前往非洲的华工和华侨等，都需要探讨。只有对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整体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研究的地域范围也应该扩展。目前限于资料，对古代中国与东非、北非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谈得较多，对古代中国与西非、南非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则较少论及。随着研究的深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不断发现新的史料，一定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最后，编写系统、全面、完整的古代中非关系史。在详尽占有材料、深入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一部古代中非关系史，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中国非洲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沈福伟同志的《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一书，作为古代中非关系史的一本专著，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但是，仅仅只有这样一本专著，显然是不够的。何况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有些看法还值得商榷。依笔者拙见，还可以再撰写不同体例和结构的古代中非关系史。应当承认，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是有着较大难度的；但是，它又有着重要的意义。只要努力工作，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兴旺、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