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韦布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基本形成并向纵横两个方面深入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表现比较充分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不断，群魔争霸，战争频繁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韦布所目睹的那种“没有边疆的民主危机”，善于思考的韦布决定去探寻这种危机的根源。
    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都受到了严重的考验。社会现实与西部“安全阀”理论的严重脱节这一事实使历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历史。特纳的假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学界的众矢之的。学者们纷纷呼吁“摧毁特纳的捏造，”“只有通过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我们才能看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质。”（12）对于学者们的多方诘难，韦布不以为然。他对特纳依然顶礼膜拜，推崇备至。直到五十年代初，他仍然认为特纳的论著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独一无二的佳作，它们改变了美国历史研究的进程。”（13）在他看来，特纳假说在理论上无懈可击，只是在研究的时空范围和模式上有待于完善，正是这些不足成为他研究西部的突破口。
    当然，韦布紧步特纳后尘与他本人的历史环境和个人性格密切相关。在他的孩提时代，边疆的痕迹随处可见，牛仔服和六响左轮手枪仍不失为一种社会时尚，资历深重的长辈们讲述的西部奇闻轶事和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发了韦布认识神密的西部的强烈兴趣。而贫困的家境迫使他在幼年时代屡屡辍学，帮助家人在农场干活，使他较早地接受了大自然的洗礼。1919年韦布进入得克萨斯大学深造之前，他只接受过四年系统教育，大学毕业后，经历坎坷的韦布带着发迹的梦想闯入大都市，但他发现西部大自然已融入他的生命之中。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这种逃脱边疆的欲望证明是错误的……边疆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是如此深刻，任何大学和个人都无法涂掉它。最后我把边疆作为研究的课题，在这里我找到了我所能理解的题目，也发现了我自己。”（14）正是由于他幼年时代的磨练和后来的艰苦探索，韦布相信西部环境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和精神。
    在韦布的职业生涯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人，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林德利·M·凯斯比和历史地理学家埃伦·C·森普尔。凯斯比经常教诲学生走向大自然，溯本求源，层层剖析，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在他的影响下，韦布也强调学生应该走进大自然，通过劳动，认识自己周围的文化。森普尔相信，自然环境“这种历史的物质基础是不可改变的。”（15）将森普尔这种观点奉为圭臬的韦布在考察西部历史时不自觉地采纳了他的理论。
    韦布勤于思考，也善于幻想。他不愿意使用原始材料，从史料中演绎结论，而总是带着结论找资料。由于这一点，一些学者抨击他在“浪费自己的时间。”（16）弗雷德·香农斥问韦布说，“如果你收集到恰入其分的充足材料并进行深入分析，你的观点才能成立。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科学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和新的解释。”（17）对于这种指责，韦布公认不讳，认为不必要“为显示使用原始材料而做些特殊的努力。任何有用的材料，一律采纳。”（18）我的程序是这里找点线索，那里检点证据。始终没有忘记我现在才开始认识的我童年时代的平原边疆。”（19）他的这种做法不仅使自己的观点缺乏科学的依据，从而丧失了理论上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他常常依靠自己的直觉，空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因而观点上得出许多谎谬的结论，由一个唯物论者滑向形而上学的泥潭。
    三
    韦布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学者，从唯物论出发，把美国西部乃至整个“大边疆”作为他考察的对象，肯定边疆“自由”土地及其资源对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作用，承认边疆对来自欧洲文明的影响，认识到了边疆人在大自然环境中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但他在考察不断西移的边疆时却孤立地片面地夸大了边疆环境的历史作用。他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边疆人视为自然环境里的被动存在物，割裂了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环境中活动的连续性。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是决定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唯一因素。韦布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直观地理决定论使他不可避免地给自己的学说套上了形而上学的紧箍咒。
    虽然韦布也承认欧洲是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故乡，但他用文化生成论来解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边疆处处象熔炉。”欧洲人从欧洲带来的思想、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遂被熔化，生成“一种超乎寻常并与人类进程中所期望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其最初的形式为“近代商业公司，它确立了几乎被我们的社会各个部门所效仿的模式。”（20）在这里，韦布夸大了边疆的作用，抹煞了欧洲文明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鼓吹美国“例外”论。不可否认，边疆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绝不能因此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归根于边疆。实际上，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接枝和延伸；公司制度不是产生于边疆，而是源于欧洲；美国的人民主权思想和三权分立制度也都是欧洲文明的遗产。美国的法律制度、思想文化、教育体系和语言等，无不与欧洲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美国历史协会前任主席卡尔顿·J·H海斯所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文化都源于欧洲。我们的自由理想和我们的宪治政府也是欧洲的传统。”（21）就连十分推崇特纳的雷·A·比林顿也不得不承认， “美国文明是旧世界的遗产和新世界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22）因此任何过份强调欧洲文明的文化生源论有失历史史实，而肆意夸大边疆的历史作用也不符合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
    韦布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钻进了“地理决定论”的死胡同，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复古倒退的谎谬结论。他认为，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均土地使用面积的逐渐减少，美国的社会必然要“进入倒退和退化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中世纪性质的、以长子继承制和指定继承人制度为基础农业社会。“那时农村生活将会更加重要，城市生活的魅力则相对削弱。”（23）然而，美国边疆消失百年后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美国社会形态并未发生变化，韦布所说的那种社会远未到来。如果说将来美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其促成因素决不会是自然条件，而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韦布看来，边疆消失后科学技术也会停滞不前，因为边疆是“科学技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边疆集中的地方，科学是密集的。”因此，“科学是有限的并受地球有限性的制约。”（24）可是韦布恰恰没有认识到，科学源于实践，同时又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提高而向前发展。在边疆被发现之前，中国“四大发明”早已传遍欧洲，而在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欧洲，“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兴起并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哲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都“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25）边疆消失后，核子能、微电子和微生物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仍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向前发展，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这些事实都说明，边疆作为客观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科学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它的消失决不会导致科学的终结。同样应该指出的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离不开地球这个客观世界，但也决不会受到地球有限性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