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比较完整地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各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社会道德是有所变化的。本文试图就古罗马社会道德的变化及其对古罗马兴衰所起的作用，谈谈看法。
    一
    在共和时代初期，罗马内部的奴隶制还刚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这一时期罗马是注重道德的（“道德”这一术语，出现于此时，它起源于拉丁字mos——习俗、风尚，由此演变为moralitas——道德）。当时罗马的自由民崇尚朴素，每个家庭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俭朴生活。例如公元前290 年任执政官的曼尼乌斯·枯里乌斯·邓塔图斯在战胜萨姆奈人、萨宾人和皮洛斯之后，便度乡野简朴生活以娱暮年，萨姆奈人曾送给他一大堆金子，他鄙夷地拒绝了馈赠，并说“我觉得拥有金子不算光荣，能统辖那些拥有金子的人才算光荣。”①公元前三世纪八十年代皮洛斯战争时，在一次谈判中非布利西阿任罗马的使团长，皮洛斯听说他在罗马是很有势力的人，同时是一个贫穷的人，于是对他说，如果能促成和约实现，愿意带他到伊壁鲁斯去，任命他为主要官吏跟他共享财富。非布利西阿拒绝了皮洛斯的请求，回答说：“国王啊，无论你的朋友也好，你自己也好，都不能夺去我的独立。我认为，如果联想到忧虑的话，我的贫穷比国王们所有的财富都更加幸福些”②。罗马共和初期社会风尚比较纯朴，还表现在廉洁奉公之风甚盛。当初罗马甚至没有惩罚侵吞公款的特别法律，刚出现侵吞公款的罪行时，人们觉得是极不名誉的事，认为被判处照数归还赃款就是重大的惩罚。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在回忆早期罗马的历史时曾夸耀道：“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国比罗马更强盛，有过更纯洁的道德和更多的范例，也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了贪婪和奢侈的道路，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如此鲜明地显示出，财愈少的人，愈不贪财”③。这些论述虽有溢美之词，但反映了早期罗马的社会现实。
    罗马共和初期自由民所以崇尚朴素，跟没有脱离劳动生产有紧密的关系，其典型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执政官和独裁者昆提乌斯·肯奇那图斯。当埃魁人入侵罗马时，政府派代表通知他，统率大军驱逐敌寇。这时他正在四犹格的土地上扶犁耕地。受命后，他擦干了汗，穿上长袍，走马上任。只用了十六天就击败了埃魁人，随即交还军事独裁权力，解甲归田④。类似肯奇那图斯的还有盖约·法布里奇乌斯，他曾于公元前282年、278年两度任执政官，在战胜皮洛斯之后，回乡和其他公民一样，耕种七犹格的份地⑤。恩格斯曾把肯奇那图斯称作“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⑥。由于自由民没有脱离劳动生产，“庄稼汉的朴实”，忍苦负重的精神，被认为是罗马自由民的美德。老加图说罗马人的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的人，凡是受这样称颂的人，认为获得了无上光荣⑦。
    罗马共和初期自由民崇尚朴素的道德风尚，对当时的城邦制度起了巩固作用。城邦作为公民集体（亦即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的集体）必须不断加强公民内部的团结，限制公民内部个人之间的冲突，必须不断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相互平等的地位。马克思在分析城邦所有制时曾指出：“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下去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农民之间保持平等”⑧。崇尚朴素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无疑有利于公民保持财产上相对平等的关系。
    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国家建立的时候，不过是第伯河畔的一个很小的城邦。在对外关系上，尚处于比较微弱的地位，对邻近地区敌对势力连续的进攻，只能采取守势，直到公元前四世纪中期才转守为攻，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但是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对手还是强敌。在这种多难兴邦的历史环境中，罗马自由民以勇敢和忠于城邦为荣。这时，公民的道德义务有严格的要求，首先是对城邦的义务，其次是对家庭和亲属的义务，最后才是对个人利益的关怀。忠于城邦既是政治要求，也是道德准则。罗马公民认为只有城邦才能给人以功劳、名誉和光荣。为了保卫城邦，应该勇于自我牺牲。据说公元前500年有一位将国家安全和自己的声誉看得至为重要的罗马青年霍拉希斯·柯克莱斯，为了抵抗入侵的伊达拉里亚军队，冒着生命危险，勇挡敌阵，赢得了罗马军队最终夺取胜利的时间⑨。又如第一次布匿战争后期，迦太基由于厌战，决定命令被俘虏的罗马执政官阿提略·累基拉斯随同迦太基使节去罗马谈判媾和，条件是如果和议未成，累基拉斯必须回到迦太基。累基拉斯返抵罗马后，不仅不谈媾和问题，反而敦请元老院继续猛力进行战争。他明知回到迦太基，判处死刑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也毫不畏惧⑩。
    为了保护城邦的利益，罗马公民宁愿作出牺牲，也要保持相当数量的兵力。公元前479年罗马进攻维爱时，非比阿氏族男子306人，除婴孩留在家外，全部自告奋勇出征。阿庇安将此举视为值得赞扬的勇敢范例（11）。当第二次布匿战争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罗马经常准备有22至24个军团（每一军团计有四千二百名士兵），而当时罗马全部公民只有十三万七千人左右。阿庇安在分析罗马共和国兴起的原因时，十分重视俭朴、勇敢、自我牺牲等道德因素所起的作用。他说：“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时，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