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于公元二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哲学学派主要是新斯多葛学派，它公开鼓吹宿命论和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这个学派的奠基人塞涅卡认为，统治着自然界的是无情的必然性，亦即命运的规律，或神的意志。宣扬“愿意的人，由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由命运拖着走”。皇座上的哲学家马克·奥理略在《沉思录》中把个人屈从关系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他说：“不管宇宙是原子的集合，还是自然界的一个体系，我们首先要肯定，我是自然所统治的整体的一部分，……因此，由于记住我是这种整体的一部分，我就会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满意”（25）。他还劝告人们退隐到自己的心灵中去，因为人们不论在什么环境和情况下，灵魂总是满足的。当时的唯物论哲学家卢克来修也沾染了感伤的情绪，他在《物性论》一书中对原子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在“怕死的愚蠢”这一达观的标题下，他却把死亡看作是对于尘世苦恼的一种解脱手段。他说：“痛苦和忧愁必须有一个承受者，但死取消了我们感觉和忧苦的可能”（26）。史学家李维同样地具有逃避现实的情绪，他痛感消除腐败的社会风气，扭转局势之无力，而把自己置于古史研究之中，以求得精神的寄托和慰藉。他悲叹地说：“随着公民纪律的逐渐废弛，道德亦开始堕落……我们现在已落到既不能容忍这些恶习，又无法取缔这些恶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要自己能够专心致志于回顾过去的历史，摆脱一切使历史家心神不宁的当代忧患”，就是“对自己写作的进一步酬报”（27）。由于社会各阶层都感到没有出路，于是一切奇异的宗教迷信，巫术魔法便广泛流行起来，终于导致基督教的兴起。
    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主与普通自由民的悲观厌世和追求享受二者并行不悖。他们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渺茫，在娱乐方面便欣赏那些刺激性或粗暴的感官快乐，如赛马、角斗、兽斗和低级趣味的戏剧表演，企图以此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而人们喜爱流血的残酷、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与生命无常的心理紧密相关。有的在宴会上使用的大杯上雕镂有亚历山大和苏格拉底的骷髅，提醒人们在享乐时不要忘记荣华易逝，生命无常。在某些墓碑上竟刻有这类字句：“生时我曾享乐，现在我已成灰。”
    恩格斯认为三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进入了经济、政治和道德的总解体的时期（28）。道德的解体既反映了又加速了经济和政治的解体，它是促使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因素。由于人们追求享乐和奢侈，从事农业经营的奴隶主便把大批的资金、土地以及劳动入手用于经营设有养鸟室、猎场、鱼池等享乐之用的别庄。结果别庄的发展必然使农业再生产的条件日益恶化，它是奴隶制农庄危机加剧的重要因素。奴隶主追求奢侈生活造成的恶果不一而足。奢侈品贸易的扩大，又使大批贵金属，尤其使白银不断流于国外，导致贸易上的入超。对此普林尼记述说：“据最低之计算，我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塞斯特斯，这是我国男子及妇女奢侈的代价”（29）。据近代学者研究，这一万万塞斯特斯当指入超额。
    道德的解体必然加剧政治的解体。因为道德上的堕落使统治阶级昏庸无道；使公民的爱国心和勇敢精神趋于消失；也使军队日益腐化。追求奢侈和财富、贪图安逸之风严重腐蚀了军队，这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已见端倪。当时士兵惯于闲散，贪婪和劫掠，西庇阿训斥说：“你们更象强盗，而不象士兵。你们是一些逃亡者，而不是军营的保卫者，贪婪使你们更象是一伙假期中的游客，而不象是一支围城的军队。你们在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寻找奢侈享受”（30）。到了帝国时代，罗马的军队更加腐败。塔西陀曾借一个不列颠酋长之口，说罗马军队的勇敢，已比他们平时的淫荡大为逊色，“他们在作战时没有妻子在鼓励他们前进，没有双亲在斥责他们败退”（31）。
    综上所述，从古罗马社会道德的变化，可以看出：同一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利益或谋取利益方式的不同，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高低对道德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绝不能直接决定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道德变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应该说古罗马的兴衰，社会道德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注释：
    ①西塞禄《论老年》、16。
    ②阿庇安《罗马史》、三卷、Ⅹ、4。
    ③李维《罗马史》、序言。
    ④李维《罗马史》、三卷、26章。
    ⑤科路美拉《论农业》、一卷、序言。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卷、260页。
    ⑦加图《农业志》、序言。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十六卷、（上）、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