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元前二世纪中期罗马成了地中海强国，这时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罗马自由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尚也改变了。由于财富的蓄积以及同希腊化国家的接触，罗马自由民的上层在衣服装饰、房屋、纪念节庆和宴会等方面都逐渐奢华了。对此李维有过具体的记述，他写道：“亚洲战争带给罗马以外国奢华的开端，这些战争第一次把铜脚的长椅、贵重的地毯、窗帘和其他织物输入罗马，于是在宴会上出现了演奏竖琴的歌女，也出现了使与宴之人消闲的其他娱乐，而宴会本身也开始用极精密的计划和很大的费用来布置”（13）。当时罗马社会上掀起以过希腊式生活为时髦的“希腊热”，而其结果正如贺拉西指出的那样：“被俘虏的希腊，俘虏了它的征服者，并巧妙地蛊惑了粗鲁的拉丁姆”。
    严重的问题是随着奢侈之风，传入罗马的还有希腊奴隶主阶级腐朽没落的道德观念。公元前156年雅典派往罗马的外交使团中有三个哲学家：斯多葛派的第欧根尼、逍遥派的克里托劳、学园派的卡尔内亚德，后者在罗马做了两次论公正的演说，大讲甚么当船破落水的时候，你可以牺牲别的弱者，而拯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个傻瓜（14）。卡尔内亚德的演讲招引了许多人，尤其是年青人。这种没落道德观念的传入，对罗马的社会道德起了腐蚀的作用。
    鉴于奢侈之风的流行，罗马曾颁布法令以求限制，结果成了徒劳之举。公元前215年颁布的奥匹乌斯法（Oppiae leges）规定任何妇女不得带半温斯（Uncia， 1温斯合0.91盎司）以上的金器，穿鲜艳的衣服，除公共祭祀以外，在城市或其一里以内不得乘舆。这个法令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为了转败为胜而制定的，实行了二十年，到公元前195年被废除了。公元一世纪提比略当政时， 奢侈之风大盛，而限制奢侈之风的建议，根本得不到采纳。在元老院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不许用黄金制造食具，男子不应再穿东方的丝织品，遭到强烈反对。提比略竟然说，当前还不是矫正风俗的时候（15）。提比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本人就响往奢华无度的生活。到公元三世纪以后罗马奴隶主阶级的奢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218至222年在位的皇帝埃拉加巴尔可为一例，他的上衣从来不穿第二次；其履饰以珍珠钻石，榻床满缀金紫宝贝。在他经过的路上撒布金银粉末，宫廷所有的器具都用黄金制成。他们的名字成了挥霍、独裁和淫乱的象征。
    公元前一世纪以后，在罗马及时行乐的思想颇为流行，诗人贺拉西公开鼓吹“及时行乐”为处世之道。北非的塔姆加迪城广场石地上竟有这样的字句：“田猎、沐浴、游戏与狂笑就是生活”，在一块墓志铭上也刻着“沐浴、饮酒、恋爱，是以戕贼人的健康，但却使人生快乐”。公元五世纪马赛的主教撒勒维安对奴隶主阶级纵欲享乐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一些政府首脑纵欲淫荡、粗暴的呼喊、喝得摇摇欲坠，完全丧失了神志，既然经常总是如此，因而可以说这倒是神志的常态”（16）。
    富人以奢侈享乐为荣不足为奇，严重的是普通自由民也沾染了这种恶习。大批的普通自由民破产之后，沦落为游民无产者，他们不劳而获，靠着社会而活。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学者瓦罗曾哀叹地说：“一切象我们这样的一家之长却放下了镰刀和犁头跑到城里去了。我们是在马戏场和剧场里挥舞双手，而不是在谷子地和葡萄园里”（17）。到帝国时代情况更加严重，游民无产者“整夜在酒馆里度过，有些人睡在马戏场拱廊的阴暗处……他们或在掷骰子争争吵吵……或则从日出到黄昏不管日晒雨淋，张口凝视，聚精会神地评断御者和马，评论它们是好种还是坏种的”（18）。这时，鄙视劳动的思想广为流行，西塞禄认为：“人们借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己产品的手工艺。应当视为卑微和下流的，因为谁要出卖自己的劳动，谁就要出卖自己本人，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19）。
    奢侈享乐之风大盛，恶果累累，它首先引起对财富的追求，把物质财富看成高于一切。李维写道：“有些人重视财富，鄙视品德，并认为只有大量的财富能享有崇高的光荣与价值”（20）。唯物论哲学家琉善也说：“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21）。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环境中，贪污和贿赂相应而起。维累司在公元前73至71年曾任西西里代行司法官，卸任时，携回赃款达七千万塞斯特斯，还有大量的古玩和艺术品。号称清廉的西塞禄，公元前51年任西西里总督，一年之内即搜括二百万塞斯特斯。内战时期罗马公民被金钱收买去参加选举投票，有的人竟以八百他连特去贿选执政官。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对罗马共和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十分哀伤地写道：“内部腐败已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的民族的生命力”，“近年来财富带来了贪欲，对享乐的无限支配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一切”（22）。李维把财富的增多看成是引起道德败坏的原因，是肤浅之识。实际上道德的败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它是奴隶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奴隶制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大批自由民脱离生产劳动，产生鄙视劳动，毫不爱惜劳动果实的思想；另方面在奴隶制的劳动条件下，强迫劳动排除了显著改善生产的可能性，大量的剩余产品，完全用来满足富人的癖好。因此“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23）。
    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君主专制的强化，不仅使奴隶主阶级产生末日之感，也使被置于专制统治之下的自由民的思想极度没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改善现状的可能性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24）。这时罗马的自由民一方面追逐声色狗马，从下流的肉体享乐中寻求解脱，另方面又俯首贴耳地顺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