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了弄清历史相对主义在现代的流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西方近代史学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资产阶级诉诸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冲垮了中世纪的宗教史观和神学体系，历史学又被重新置于世俗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时，人们开始思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产生了历史哲学。人们通常把意大利哲学家维柯（1668～1744）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看作是历史哲学的创始人。前者认为历史由人们创造，人们能够认识历史寻找出其规律性，使历史成为“新科学”。他认为历史发展经过“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阶段，并且周而复始，相互衔连。后者在他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里，则认为历史发展是个客观过程，“每个文明依照自然的生长规律而萌芽、开花、凋谢。”他也把人类社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赫尔德已说明了“精神”（Geist）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认为历史是外部条件和精神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他以后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那里，精神和绝对理念在历史中享有了更高的地位。而把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引上高峰的是黑格尔（1770～1831）。在黑格尔眼中，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外部表现。历史是一个依照自身的规律，辩证发展的过程。但黑格尔和法国思想家孔多塞（1743～1794）一样，把他们所处的时代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完满结果，有着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优越感和荣誉感。他们的这种感情正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上蓬勃发展、政治上日渐强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以孔德（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渐渐流行。他们在哲学上发展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放弃了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立足于所谓“事实”和“实证的知识”。孔德说“我们的企图只是精确地分析产生现象的环境，用一些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⑦实证主义哲学，再三强调每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该门科学范围内的规律，认为“人类生活的现象虽然比任何其他现实更加可变，但同样服从不变的规律”。⑧但是他们的所谓规律并不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本质，而只是外部联系。实证哲学家只要能指出规律、服从规律就行了，而对规律本身，其产生原因，是用不着探讨的。饶有趣味的是，孔德在把社会发展分作三个阶段：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工业时期的时候，也把他所处的时代——工业时期，看作最高阶段。
    如果说实证主义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上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力主把历史当作科学，抬高了历史学的地位。另外，他们推崇事实、确定事实，也为历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提出了要求。但也正是这两点成了后人的主要攻击目标。
    十九世纪后期，一些哲学家就已经开始向实证主义历史学进行了批评，率先的一位是德国哲学家狄尔泰（1883～1911），以后有文德尔班（1848～1915）和李凯尔特（1863～1936）。他们发展了康德、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传统，并力图把两者统一起来，结果是把唯心主义充分发展，推向极端。狄尔泰强调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而且把它们对立起来。他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和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en），“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 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那么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⑨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没有客观规律，没有普遍有效的东西，而只有个人和个别事件，历史学家的主要问题不是解释，而仅是理解（verstehen）。
    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是史学特殊性理论的真正创始人。1894年，他在就职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历史与自然科学》中，又把科学划分为规律科学和个别科学。他认为历史学是个别科学，只求认识个别事物。这就是史学的特殊性。他说：“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任务则在于使某一过去事件丝毫不走样地重新复活于当前的观念中”。⑩这样，历史就成了描述的科学。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说：“一个事件只有当它凭借它的个别意义而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价值发生关系的时候，才成为历史事件”。（11）“价值”成了历史学的标准。历史学家对事件的描述也仅仅因为这些事件对他们来说有价值，这样就引向了历史相对主义。
    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更干脆地否认历史科学存在规律。他说：“由于经验史学和关于规律的科学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contratio in adjesto（用语的矛盾）”。（12）对于历史学家如何进行历史写作的问题，李凯尔特也从价值关系出发，并且加以具体化，明确化，“历史科学不仅应当为了现在和将来而把过去连接起来，而且应该真正地对过去作出评价，也就是说，要从自己的理想观点出发来估量过去的价值。”（13）历史学到了此时， 已成了新康德主义伦理观的“价值”的产物了。
    这几位德国哲学家从指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区别、否定历史学存在规律开始，进而否定史料的客观实在性。历史学中的相对主义倾向在此时已初呈端倪。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史学界还没有受到很大重视。1918年，德国的施本格勒出版了一本名噪一时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也提出了相对主义的史学观点。施本格勒首先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文明是一个个互相独立的有机体，有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等阶段，并没有前后相续的全人类历史，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西方文明会必然衰亡。其次，在历史认识论上，他追随狄尔泰等人，把历史学和科学加以区分，认为“没有历史科学，只有历史的辅助科学”，“一个历史研究者同真正的科学的关系越是疏远，他的历史学反而就更为出色。”（14）施本格勒历史观的相对主义，已经很明显地带上了时代的没落情绪。在此前后，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1866～1952）的一些历史哲学著作接连问世，历史学界的相对主义带着时代所给予的悲观色彩正式在史学领域占据了位置。克罗齐的著名论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5）为这股相对主义思潮树立了一块鲜明的界标。克罗齐的历史思想明显受到了狄尔泰等人的影响，他之所以会造成比他的前辈大得多的影响，可以引当代英国史学家E.H.卡尔的一段风趣的话作为参证：“这也许不是因为克罗齐跟德国的前辈比起来，是个更为精明的思想家，或者是个更富于文采的学者，而是因为在第一次大战以后，事实向我们投过来的笑脸没有1914年以前那么慈祥了，因而我们便容易接受一种有意贬低事实的威望的哲学了”。（16）这些话从一个方面展现了相对主义历史观在现代盛行的原因。
    克罗齐是新黑格尔主义者，他说：“精神即历史”，精神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以前全部历史的结果。（17）这样就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发展到了极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建立了自己的相对主义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经常是一种艺术作品”，（18）因而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历史象诗一样， 象道德意识一样，没有规律。”（19）克罗齐把史学看作文学，看作是历史学家的个人创造，因此历史事实可根据史学家的主观好恶而随意撷取，历史就是史学家从现在的眼光出发根据现在的需要而写的。这种历史相对主义观点，给予后人以极大影响，美国的现在主义史学正是其主要的承继者。
    十八世纪以来历史哲学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呈现出这样一个总趋向：逐渐从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如果说，黑格尔等人的客观唯心主义凭借理性、绝对精神体现了史学发展的进步、向上的乐观态度，那么，到了那些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笔下，史学则充满了浓厚的过去不可识、未来不可测的悲观色彩。资产阶级史学从探寻历史规律、追求历史真实而不断上升，又因认识局限、阶级局限而放弃客观、无视真实，渐趋下降、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