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6—1607年，在俄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这就是有名的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因起义领袖伊凡·依萨叶维奇·波洛特尼科夫而得名。国内史学界对这一课题尚无人涉及，本文试图对这次起义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我们知道，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的时代，是俄国农民地位发生巨变的时代，是农奴化急剧加速和农民失去最后一点自由的时代，也是农奴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和确立的时代。从十六世纪下半期起，俄国社会正处在重大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正在形成。俄国社会这一巨大变化对农民地位的恶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俄国的经济不论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①从而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到十六世纪末，城市猛增到230座， 首都莫斯科拥有居民约二十万。②城市的发展，加强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1535—1538年又实行了货币改革，币制的统一更有利于商品交换，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各地物价基本上趋于划一。③这就为十七世纪全俄市场的形成，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俄国的城市不同于西欧，其手工业主要是加工性和服务性行业，商业多为小商小贩，虽有斯特罗加诺夫家族那样富甲全国的大商人，但是没有形成强大的市民阶级。因此，俄国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没有达到足以保证逐步消灭农民人身依附的水平，⑤这样一来，俄国的城市给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粮食和农副产品在国内市场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把俄国卷入世界贸易的旋涡之中。国内外贸易对粮食和农副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大大刺激了中小土地所有者的胃口，他们则加紧兼并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份地，扩大自己经营的耕地面积，来增加谷物生产，以便提高自己的收入。当时俄国教会土地所有者为了适应这种粮食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拚命掠夺农民的份地，扩大自营地的耕种面积，增加谷物生产。而大贵族的世袭领地，由于债台高筑，加上沙皇政府的打击，逐渐走向衰落。因此，以中小贵族为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教会土地所有制，在兼并农民份地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而农民的经济地位则日益恶化。
    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沙皇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则依靠中小地主（由于俄国没有象西欧那样强大的市民阶级作后盾），与分裂割据势力大贵族作斗争。因此，中小贵族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沙皇政府把没收来的大贵族土地，重新分配给为自己服役的中小贵族，这种分封的土地制，称为封地制，⑥如伊凡四世（1533—1584）1550年10月下令把莫斯科和邻近各县的土地分配给在莫斯科附近没有领地的1078名小贵族，即所谓“千名优秀人物”。⑦又于1565—1572年实行特辖区制，把原先属于大贵族的世袭领地，划归皇室所有，其土地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由沙皇分配给服役的中小贵族。
    以中小贵族为基础的封地制在商品经济刺激下，在沙皇政府大力扶植下，到十六世纪下半期逐渐发展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⑧中小贵族土地扩大的过程，也是农民土地缩小的过程。至十六世纪末，俄国中央地区，中小贵族的土地增长了三倍，而农民的耕地面积减少了40％；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农民耕地面积的减少，更为惊人，每户农民的耕地面积由8—10切特维其（一切特维其等于半俄亩，合二分之一公顷。）锐减为2—3切特维其。⑩南部地区农民的耕地面积也有所减少。上述事实说明农民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日益尖锐。
    地主贵族和教会封建主的自营地面积扩大后，为确保足够的劳动力，则采用了超经济强制手段，推行最原始的封建剥削方法，即野蛮的徭役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经主人允许不得离开土地，农民因而丧失了人身自由，沦为农奴。
    当时俄国所实行的徭役制庄园，不同于西欧中世纪早期徭役制庄园，（11）它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为市场出售产品的商品经济。因此，在商品经济下的徭役制，其剥削程度就显得更加残酷，封建主可以任意宰割农民，随时破坏传统习惯，增加农民劳役时间，甚至侵占农民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最大的限度来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所以列宁说俄国的农奴制度表现得最粗暴，“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12）
    从1584—1585年莫斯科县的清册来看，徭役制已成为普遍现象。至十六世纪末，徭役时间普遍延长，几乎侵占农民绝大部分时间，可见剥削之沉重。特别是经过十六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经济危机”（13）后，农民的境遇就更加悲惨了。这次“经济危机”带来一个严重后果是农民大量逃亡，出现了土地荒芜的现象。其中尤以俄国中央地区、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的土地荒废最为严重。据1582—1583年统计，沃斯克区荒地占耕地面积的64.72％，石龙区荒地占耕地面积的83.58％；据1584—1585年统计，魏里科卢茨基县荒地面积高达89.4％（14）；莫斯科县的土地荒废也很严重，耕地仅占16％左右（15）；根据1585—1587年统计，普斯科夫县荒地面积为85.4％（16）。
    农民逃亡、土地荒废，意味着地主贵族和寺院经济面临绝境，因此，劳动力问题就显得特别尖锐了。沙皇政府为确保地主贵族和寺院有足够的劳动力，借以巩固中央集权政治和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劳动力的矛盾，于是通过立法手段，颁布了一系列法令，（17）禁止农民离开土地，剥夺农民最后一点自由，使农奴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
    农奴制度确立的过程也是农民农奴化和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因此，在俄国历史上，把十六世纪末，农民反抗农奴化的斗争，称为“农民大骚乱”时期。“大骚乱”时期最突出的现象是农民大量逃亡，除部分逃往东方外，大多逃往南方富饶的顿河草原地区，凡逃亡到顿河一带的农民和奴仆皆自称为哥萨克人（哥萨克一词，原文为突厥文，其意是指那些脱离了本族人的自由人）。早在十五世纪时，顿河下游已经出现了哥萨克人，后来越聚越多，逃到此处的农奴和奴仆，到十七世纪初成为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的主力军。
    到十六世纪末，农民自发性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前仆后继。仅1591年莫斯科的一起奴仆反抗斗争，被捕者即约七十人。（18）这些零星、分散的农民反封建主的斗争，为行将到来的农民战争作了准备，它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