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日本这个国家是由具有氏族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和共同劳动诸特征的原始公社蜕变而来的。据史学家称，日本国家形成于公元一世纪末。后来，原始公社在大化改新（公元六四六年）中解体了。大化改新规定一切土地为国家和天皇所有，确立了班田制度。植根于农业的大化改新的结果，是氏族社会分化出贵族、自由民和奴隶诸社会阶级。奴隶劳动这时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自由民眼看向奴隶转化，而农民也在方兴末艾的土地私有制的重压下受着日益残酷的剥剥。从此，引起了庄园制的发展。
    史学家认为，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接触了中国和朝鲜的文化，成就了所谓“绚丽的奈良文化”。当时役使奴隶修建了众多的寺院，古代的文化和文明正是依赖奴隶劳动发展起来的。
    这个时期，对农民的剥剥急剧加强，建立在开垦新征服地之上的庄园制农业，不久遍及全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制度。这就是日本封建制度的起源。
    这个时代的高度发展阶段，就是所谓平安文化时期。平安时代所固有的特征，是大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整个国家名符其实地置于藤原氏权柄之下，这场斗争才算结束。在大化改新中一度举足轻重的中臣鎌足，乃是这个藤原氏的祖先。创造出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化，显然是极度榨取半自由农民和奴隶的劳动的结果。这个事实说明：古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制达到极点亦即平安盛世的时候，一方面伴随班田制度出现的土地国有制加紧掠夺农民，把他们变成承担劳役和赋税的机器，一方面强大的氏族和豪族则在庄园里巩固其权力。自由农民纷纷逃亡到强有力的庄园里以求得庇护。庄园宛如一个独立的王国，拥有领地不可侵犯和免除赋税的权利，连国家权力也受到抵制，不能越雷池一步。
    这样，庄园就成为未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的发祥地。武将门第的源氏和平氏，是庄园的代表者。平安朝廷本身及其权力这时衰微了，不能不依赖武士来维持京城治安，形成平氏、源氏相继执政的局面。源氏统治的创建者赖朝，建立侍所，定都鎌仓，以别于京都朝廷，把国家统一在自己的铁腕之下。日本封建制度的开端，显然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考察鎌仓时代以前亦即封建制开始以前的农民状况的时候，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大化改新前，农业以氏族公社为基础；但是大化改新后，在土地利用上发展成两种类型，一是国有土地，一是庄园领地。
    国有土地是公共财产，直接属于国家。由农民耕种而属于贵族和寺院所有的土地，却成了免除赋税的所谓庄园。
    国有土地上的农民至少名义上是自由民，自己耕种着土地。但是，随着庄园的扩大，国有土地即口分田的面积日益缩小。对于那些没有逃亡的“自由”农民来说，这就是赋税有增无已的原因。自由农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剥，或者为前所述，逃进庄园，投奔中央、地方的寺院，促成了寺院领地制度的发展；或者沦为山贼海盗，或者流落到奥羽地方从事农耕。不久，自由农民就向农奴转化。庄园的扩大引起土地国有制度的崩溃，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土壤终于形成了。
    当时奈良朝廷受到中国和朝鲜的影响，因而加速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贵族社会的形成，奴隶的数量激增。奈良时代，大规模地兴建寺院、宫廷之类的建筑物。因此，不仅模仿并吸收中国、印度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而且采用西伯利亚、通古斯的金属提炼法（佐野）。于是就出现了从事与当时盛行的奴隶劳动相并列的手工业的自由民。从这时起，谷物栽培也急剧地发展了起来。
    无庸讳言，早在奈良、平安时代以前，就存在着阶级分化和一定的身分差别（贵族、自由民、非自由民和奴隶。奴隶制是奈良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但是在平安时代，限制庄园发展的许多法律被破坏［八世纪末］，农奴制终于代替了旧的经济关系而渐次发展起来）。根据佐野的说法，奈良时代的奴隶向三个社会阶层转化：第一、农奴化的庄园农民；第二、大庄园主的家臣，他们伴随着军事化的进程，逐步成为未来武士阶层的一部分；第三、流浪者。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叙述日本的奴隶史，但是似乎可以说，奴隶的前身一部分是土著居民和俘虏，一部分则是农民。
    农民斗争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七一三年，本州东北部陆奥地方的惠比斯族同西南萨摩、大隅的哈雅陀族遥相呼应，揭竿而起。为了镇压这些暴动所派遣的军队，便是军事和农业劳动分离的开端。
    但是，象后面所说到的那样，兵农的彻底分离是鎌仓幕府成立以后开始的。导致这种分离的原因，是战术和武器的发达，是攻防手段的变化与进步，是城池的修建。在鎌仓时代以前，“豪族是大地主，大地主是武士”（竹越）。然而，与新式武器出现的同时，就产生了修筑城池、把武士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集中于城市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