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暴动中，从总体上所看到的极为出色的组织性，委实令人惊叹不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作者之一羽田五郎，把农民斗争和农民暴动看成是剥削者——封建大名（领主）和被剥削者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结果。他写道：
    “这种矛盾是基本矛盾。……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君主的斗争，是破坏封建社会关系的根本动力。在辖制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下所掩盖着的矛盾，当时的表征是，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封建生产关系都最终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个矛盾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同时促使了新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样，农民暴动作为反对封建统治的运动才是可以理解的。”他还明确指出：
    “虽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庸俗的论调，可是我们必须确认：农民暴动的意义在于它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统治开辟道路的明治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在评论《讲座》的作者们关于农民暴动的论述之前，我们必须全面而彻底地考察一下引导他们作出这种结论的材料。
    当时的农民状况悲惨已极。由于无力偿还债务，农民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沦为乞丐。在歉收的年月里，只有束手待毙，别无生路。不能按期交纳年贡的农民，一律严惩不贷。他们的悲痛与苦楚非笔墨所能尽致。封建社会的农民是驯服善良的百姓；可是形势紧急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战斗的群众；而为了自身的利益揭竿而起时，他们更是服从指挥，遵守纪律的群众。
    一九二八年，历史学家黑正在《农民暴动的研究》一书中，认定德川幕府二百六十五年间的农民暴动共计五百七十四次。但是，据别的学者研究，农民暴动则超过了一千次。
    如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现代资产阶级学者（黑正及其一伙）的见解根本上是不正确的。黑正关于德川时代的农民运动不是革命运动的主张，老早就被农民暴动的研究成果推翻了。可是，黑正却提供了不少饶有兴味的事实。关于德川封建时代的农民斗争，黑正在《农民暴动的研究》（一九二八年）一书中列举数字如下：德川幕府二百六十五年间的农民暴动达五百七十四次；其中第一个百年间（一六○三年以后）是八十次，第二个百年间（一七○四——一八○三年）是二百五十四次，第三个百年的前半期（一八○四——一八五三年）是一百七十八次，而德川时代的最后的十四年间是五十二次。因此，暴动的年平均数如下：第一个百年间是零点八次，第二个百年间是二点五四次，第三个百年前半期是三点五六次，最后的十四年间是三点七一次。
    换言之，随着德川封建制度日趋没落，暴动次数逐年递增起来。
    这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一方面统治阶级在没落下去，而农民阶级却随着形势的发展日益觉醒起来；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货币经济支配力量的增长，受着农业经济支配的幕府、大名的财政益发困难，迫使他们越来越广泛使用地租、劳役、人头税以及其它种种剥削农民的手段。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德川时代农民暴动的发展
    农民暴动是农民斗争的形式之一，是特定的郡或乡的农民组织义军反抗诸侯和代官的一种现象。暴动常常席卷一些村、郡，或者一国的大部分地区，一国即一藩的暴动波及外地的情况比较少见，照例局限于一国之内。纵然暴动有时扩大到其它各国，但是各国农民斗争的矛盾仍旧只指向直接压迫自己的领主。
    农民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斗争的手段和具体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是归根到底，它是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反抗。换言之，农民斗争形式的多样化，并没有涉及到大名和武士、地主和土豪、高利贷者和地方官吏等等是不是他们的压迫者的问题。应当说，尽管形式多样化，依然是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和反抗。德川时代的农民骚乱，有的采取漠视法律的强诉形式，有的采取向别国大名请愿的形式。大名为了争权夺利，是力图利用这种诉讼和逃亡的。作为最有效的手段使用得最多的是“强诉”。有组织的采取群众行动的形式制裁封建统治者并不多见，但是他们却采取了捣毁财产的形式。骚动在大多数场合下都以农民的胜利而告终，虽然胜利是暂时的。
    德川时代初期，农民暴动为数不多。但是，影响深远的暴动之一——岛原之乱却发生在这个时期。一位研究岛原之乱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次与农民斗争各种基本问题毫无关联的单纯的宗教斗争。佐野则断定这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暴动。佐野写道：
    “当时农民的顽强精神，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叹。为了信奉基督教，农民受尽各种酷刑，但是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支配当时社会的是严格的武士制度，无论是农民或市民，显然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因此，他们便向基督教寻求精神寄托。在他们看来，不仅基督教恩赐他们在天堂一律平等，就是在人间也可以祈求到这种权利的。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年），农民在岛原举行暴动。三万七千多农民坚守城池，持续战斗了五个月之久。”
    根据耶苏会教士多阿尔德·柯列亚在大村狱中所写的有关岛原之乱的手记来判断，佐野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参加这次暴动的固然都是基督教徒，但是，正象历史资料所证实的那样，暴动不仅仅是由于宗教信仰而引起的。
    三万七千名农民跟二十万德川大军对垒长达五个多月的事实，向人们充分显示了当时日本人民的坚强斗志。在当时极端残酷的压榨下，农民依然坚持顽强的斗争，其勇气和毅力，受到佐野的赞叹，是可以理解的。一言以蔽之岛原之乱只能是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只能是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丰臣秀吉从国民手里没收武器之后，四十年去了。尽管德川军装备精良，但是仍然要依仗荷兰船舶贩运来的大炮，才把暴动镇压下去。
    德川时代后半期特别是末期，农民暴动愈趋组织化，助长这种趋势的原因是武士阶级的没落和衰微。农民是明治革命的原动力，谁能反驳上述《讲座》作者们的这个论断呢？我们深信不疑，并且期待人们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在德川时代的暴动中，主要使用民用武器，如竹枪、镰刀、镐头等。为了鼓舞起义者的士气，还使用了阵鼓、钲、竹笛、海螺之类的乐器。如前所述，这些农民暴动的领导者都象木内宗吾那样智勇双全。他们具有卓越的判断力，善于秘密而严格地征集同志，组织取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