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拿久留米暴动作为典型略加说明。二十万农民参加了这次暴动。他们预先搜集武器、弹药及其它军事物资，在各村设立瞭望所，决定斗争的战略战术，规定斗争的要求。同时，又事先确定应该捣毁、焚烧的游廊以及农民极端憎恨的封建剥削者的住宅。
    一旦制出如此周密的暴动计划，农民总是能够全部实现暴动的预定目的。惊慌失措的封建领主常常被迫同意农民的要求；当然，暴动一结束，封建领主往往就背弃诺言，甚至惩处暴动的主谋者。不过，就暴动的成果而言，农民仍然获得了暂时的局部的生活条件的改善。
    暴动期间的纪律和法则是严峻的。不成文法的纪律是，焚烧拒绝参加暴动者的家园和村庄。向城镇和城寨开拔的途中，暴动者袭击没有介入暴动的村庄，捣毁村民的财产，把村庄夷为平地。这样一来，这些村庄的村民就不得不加入暴动的行列。暴动的领导者们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农民们也就和领导者一起前赴后继，血战到底了。
    如果我们抛弃对农民暴动历史的偏见，就一定会对我国农民的革命传统表示莫大的敬意，而且片刻也不会怀疑那些为了加入即将来临的革命正在奋起的农民大众的。
    农民暴动的另一种形式是“逃亡”。这类形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潜逃；一种是公开逃亡。第二种形式的逃亡有时候演变成明火执仗的暴动。通过研究当时的农民逃亡，可以看出德川时代的农民，同欧洲农民尤其是英国庄园时代的农民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
    由于存在着逃亡到未开发的东北地方的可能性，由于封建领主之间明争暗斗的持继不断，致使封建领主不只是颁布禁止逃亡的法令，而且采取其它的处置办法，以便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典型的事例是，一六七三年，津山国，胜田郡的农民不堪忍受大名的残酷剥削而纷纷逃亡。他们佯称参拜伊势神宫得以逃亡成功。幕府闻悉后，申饬津山领主。津山领主在确知农民图谋继续逃亡之后，与农民约定变更课税土地面积的计算法，即以六点五平方呎为一步，以三百六十步为一反。实行这种计算法的结果，沉重的封建租税显著减轻，收获物实际上由领主与农民对半分配。农民因此又陆续返回了领地。
    农民一无法忍受大名和幕府代官的残酷剥削，就常常利用逃亡作为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手段。既然这种以农民的暂时胜利而告终的事例层出叠见，关心收入之确保的中央政府有时也不免压制一下郡的代官和村的名主们。
    并非罕见的是，构成农民暴动领导层的，不少领导人竟是为农民所信赖的勇敢而果断的乡土（住在农村不做官的武士）和浪人（流浪武士）。到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农民暴动日趋频繁，越是临近德川时代末期，暴动次数越是急剧增加，规模也更其巨大。与此同时，暴动日益具有尖锐、激烈的色彩，封建领主为了镇压暴动，当时甚至动用了枪炮之类的武器。
    据史书记载，农民们曾经殚精竭虑地扩充军事装备，以便同大名的军队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在津山暴动中，八万八千名农民跟附近的大名联军作战。岩代的五十四个村的农民袭击了郡代的城堡。在奥洲浅川，一支号称八万四千之众的农民军提出了十八条要求。在磐城国与平的暴动中，参加者达八万人。在但马国生野暴动中，矿工与农民汇合，同附近的十二个大名的联军交锋。在久留米的暴动中，从二百多个村庄聚集起来的二十万农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美浓国乌阿果里（不破郡？）的暴动中，五千人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在戈基马［但马？］（兵库县）地方有二十万农民起义，上州的秩父和熊谷有二十万群众加入斗争行列。在佐贺暴动中，七万起义农民，杀死了幕府官吏和郡代佐藤。在九州唐津有二万三千人参加暴动。
    在飞高山的农民暴动中，和农民对峙的是近邻诸藩的联军。幕府还派遣装备了枪炮的军队前来支援，动员了一切封建势力，才把暴动镇压了下去。（当时藩内已经拥有枪炮）。
    这里所列举的农民暴动，不过是十八世纪冲击全国的暴动大波中的微波细浪而已。一进入十九世纪，暴动和起义就更加尖锐。在纪伊暴动中，“十三万农民群众同剥削者展开了搏斗。在甲斐郡的暴动中，愤怒的群众袭击甲府的城镇，暴动风潮一直波及到外地。在（兵库县）沙加拉的暴动中，群众把家老赶进寺院，迫其剖腹自杀，并和邻近诸国的大名进行斗争。随着德川封建制度濒于灭亡，剥削更其残酷，农民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几万、几十万农民纷纷起义，全国陷入了混乱状态。”（《农民起义的历史》）
    农民暴动的准备工作极为细致，暴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山盟海誓，决不背叛共同的事业。历史证明，暴动队伍里确实没有出现过叛徒。所有参加者都表现了献身精神：纵使被捕，也各自承担一切责任；纵使遭受酷刑，也决不出卖朋友，毅然就义。至于农民营救被捕的领导者，杀死幕府官吏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在佐贺暴动中，有一万多农民参加了营救领导者的行列）。象这样英勇献身的事迹，可说是不可胜数的。
    诚如上述，德川时代的农民斗争采取了暴动的形式，这又可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就前者而言，一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群众集会、强诉、暴动。当然，有时不一一经历三个阶段也能达到目的。逃亡以及向别国领主请愿则是农民斗争的另一种形态。逃亡或请愿不仅秘密地进行，有时也公开地进行，但终究是一种消极的斗争形态。然而这类消极的斗争偶而也有发展成武装起义的。在德川时代末期，这种起义常常以农民的短暂的胜利而告终。
    在这个时期的暴动中，农民主的要攻击目标是郡的代官，其住宅和财产也常常被农民付之一炬。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名主和其它的村吏通常和农民一道参加起义。随着德川时代临近终结，名主和村吏的状况日见恶化，所以从他们中间产生农民起义的主谋者是不足为奇的，仅举出木内宗吾就足够了。